对于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温总可谓坦诚得令人无可指摘。近年来他曾提到，中国令人瞩目的整体增长是“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这一增长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过于向东部沿海大城市倾斜。5日，温总在提交给全国人大的年度“政府工作报告”中警告称，中国经济虽然在2009年取得了8.7%的增长，但这一成绩并不意味着经济运行出现根本好转。
自2008年来，一场金融风暴从美国华尔街悄然发端，在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这些百年历史的金融巨头相继倒下后，风暴进一步席卷整个欧美大地，金融危机肆虐下的世界经济陷入了全面衰退。也正是这年，罕见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降临到中国人身上。
但在这样恶劣的生态下中国却根本没有受到出口市场疲软的致命打击，其根本原因在于其经常项目盈余和强劲的财政状况为宏观政策提供了回旋的余地，使得任何形式的经济放缓严格来讲都只是暂时现象。但表象绝不代表事实，欧美所遭遇到的这场危机并不是让中国毫发无损，在危机中轻松地就返回了正轨的中国经济，是并不触及经济结构调整和社会创新的复苏和繁荣。正如亚行在去年发表的“2009亚洲发展展望”中对中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的负面影响提出的警告，亚行报告认为，采取大力度的经济政策以扩大投资，中断了中国长期以来将经济增长由投资和出口转变为由居民消费主导的努力。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同时将“保增长”和“调结构”列为政策目标，但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实际上不惜牺牲后者实现前者。也正是因此，我们反倒认为这场危机事实上加剧了中国的结构性问题，光鲜的表面却在为未来的另一场严重得多的灾难在埋伏笔。
正如温总所认识到的，目前中国经济的根本问题还在于：“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以居民消费为主导的内需市场还没有建立起来。
特定于中国，如果要谈国内市场的建立，这必然就涉及到农民和土地政策的问题。毕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生活方式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于国内市场建立的问题，都不得不从这个问题出发。
在现有的土地承包制的基础上，予以土地的私有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制度安排里有明显的加剧小生产者破产——暨去农民化的诉求。所谓的“去农民化”,并不是“农业的终结”或“乡村生活的终结”,而是“小农的终结”。
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如果不限制，农民就会随意处置自己的土地，比如卖了或抵押给银行或他人，最终成为流民，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诚如陈志武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的制度。”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那里寻找到答案。列宁在他的那本伟大的经济学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的第一章：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的理论错误的第四节里，他针对于民粹主义经济学家尼.——逊的国外市场是摆脱实现额外价值的困难的出路这一糊涂观点时指出的那样：这些民粹主义者既根本不了解资本主义社会中产品的实现(即国内市场的理论)，也根本不了解国外市场的作用…..实现问题就是：如何为资本主义的每一部分产品按价值(不变成本、可变成本和额外价值)和按物质形式(生产资料、消费品，其中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在市场上找到代替它的另一部分产品。
特定于当前的中国，对于列宁的上述论点应该是具有共识的，那就是在国外市场日益萎缩的时候，中国必须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向以建立国内市场来予以代替。关于这点，可从政府发表的谈话和学界的论述得到证明。而现在真正困扰中国的问题或许更在于国内市场建立的路径选择上，特别是在于社会分工和土地政策关系的内在联系上。
如前我们所论述的，毕竟中国是一个以农业生活方式及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论述中国经济问题特别是有关于国内市场建立的问题，都不得不从这个问题出发。在谈这个问题前，我们来回顾一下，什么是民粹主义，列宁认为：是有关可能发生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学说，民粹主义的特征是相信在某些国家可以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反对现代资本主义，主张不通过资本主义，而由这些国家的农村村社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的土地主张事实上就是土地平均使用制。[1]。中国共产党对俄国民粹主义下的定义，虽然他没有直接的给予，但从他对俄国劳动派的批判还是能够体认的出来的，在《列宁选集》第二卷的注释部分第935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给劳动派做了如下注释：劳动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劳动派的土地纲领是根据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的，这个原则就是——用官地、皇族土地、寺院土地、皇室土地以及私有土地组成全民土地，只许耕者本人享有土地的使用权。
这个概念我们仿佛并不陌生，是的，中国共产党从他们明确提出他的纲领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围绕着这个中心，历史变迁，从他们对历次的农民战争的“均田”的历史的认可，到现实的，最初的“打土豪分田地”，到土改，从刘少奇的分产到户，到1980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无一不是以是根据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的。中国共产党从列宁那里直译过来的东西显然是对的，这种纲领这种认识，确实是民粹主义的。
在学界一直有一种论调，固执的认为，对土地制度的私有化，不仅会让整个社会为之动荡，更可怕的是，如此也会让整个并不太大的国内市场，因为农民的失地破产而进一步萎缩。这也正是所有问题的症结所在，但事实上这也并不是新问题了，这只能够说明这些学者已经完全的把马克思抛弃了，或者说，他们虽然还打着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旗号，但事实上他们压根就没有认真的阅读过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在他的那本伟大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里这样论述到“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家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俄国人列宁的认同，他在他的那本《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里，这样与马克思的观点予以呼应：“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表明着国内市场在建立而不是在缩小。”[2]
正如当年列宁有纠正民粹主义经济学家理论错误的必要，看来今天我们也有老调重谈的必要了。正如列宁当日在回击那些无知的民粹主义经济学家时所论述的：“市场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而商品经济在它自身的发展中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且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下，它才获得完全的统治和普遍的扩展。”因此，要分析国内市场的基本理论原理，我们也有从简单商品经济来聊起的必要了。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在自然经济下，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特定于中国则是家长制的农民家庭)组成的，每一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
而在商品经济下，各种不同的经济单位建立起来，单独的经济部门的数量日益增多，执行同一经济职能的经济单位的数量日益减少。这种日益发展的社会分工就是资本主义国内市场建立过程中的主要关键。马克思说：“……在商品生产及其绝对形态，即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即成为具有必须实现(转化为货币)的交换价值的有用物品，仅仅因为有其他商品构成它们的等价物，仅仅因为有作为商品和作为价值的其他产品同它们相对立。……由于社会分工，这些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劳动的分工，……而且使它们互相成为市场。”[3]。由此可见，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全部发展过程的基础。
而当前的土地政策和学界的认识显然都是与此相矛盾的，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我们当前的这种政策，虽说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农民仅仅只享有土地的使用权，这种政策也确乎使得小农经济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但这种制度无疑是在延续甚至强化了几千年来的小农制度，也就是马克思所指的‘小土地私有制度’，这种制度的反动就反动在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4]
虽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基于最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考虑的，但社会规律却不会以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因为“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将证明给我们看：小农制度破产是必然。[5]
马克思进一步论述道：“资本主义生产(市场经济)方式由于它的本性，使农业人口同非农业人口比较起来，在不断的减少，总之，没有工商业人口的增加，农业人口的减少，商品经济或者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不能够设想的。这种情况对国内市场问题的意义同样巨大，因为它与工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农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工业中心的形成，其数目的增加，以及他们对人口的吸引，不能不对整个农村结构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于中国的政策制定者和那些为之摇扇的狗头军师——民粹主义经济学家显然忘记了如下一些事实，那就是当一部分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也就意味着必须以这些生产资料转入他人手中、变成资本为前提；因而以下情况为前提：这些生产资料的新占有者以商品形式生产那些原先归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就是说扩大国内市场；这些新的占有者在扩大自己的生产时，向市场提出对新工具、原材料、运输工具等等的需求，以及对消费品的需求(这些新占有者日益富有，他们的消费就自然增多)。他们显然也忘记了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的一些教诲，譬如对市场来说重要的绝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活水平的降低与他们手中货币资金的数目的增加完全一致，因为这种农民愈破产他们就愈加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们就愈加必须在市场上购买自己更大部分的生活资料。马克思在他的那本伟大的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的第778页里这样论述到“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家解放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而且也建立了国内市场。”他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俄国人列宁的认同，他在他的那本《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里，这样与马克思的观点予以呼应：“从抽象的理论观点来看，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正在发展的社会中，小生产者破产所表明的情况……表明着国内市场在建立而不是在缩小。”
而配合农民可以自由的从土地里解脱出来，真正的做到去农民化，近期谈论的户籍制度改革暨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则必须先行，它将从制度上保证农民可以按照自己的实际需要而自由的迁徙，为离土做制度上的准备。而这也意味着政府在给城市人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同时，也必须给农民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当然如果有这样一个安全保障体系，那么我们的农民也就可以更放心地将土地使用权资本化了。因为对市场来说，重要的绝对不是生产者的生活水平，而是生产者现有的货币资金……
的确在原有高速增长的诸多条件逐步消失的情况下，如果中国不从结构改革上着手，还只是习惯性反应，那么就端乎没有中国经济的再生和发展。对于当前中国确乎需要以一种“不怕痛苦，不畏触及既得利益，不为老经验束缚”的“三不”精神，来推行一场轰轰烈烈的结构改革，或许惟有如此，方可使得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发起一场消费者革命，并以此成为其经济起飞的真正基础和转折点。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