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不断高涨的商业经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限扩展的民间信贷，类似于布罗代尔陈述的“自我调整”，信贷因此在各种可能的路径找到一种“自己的工具”，因此，基于自由金融支持的企业家生态得以慢慢成形。这是19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道与清政府管制基本无涉的市场风景，新的技术因素改变了中国经济传统的经营方式。随着信贷手段越来越精致复杂，沿海地区的商人获得信贷的途径，也越来越方便。而且，由于信贷规模的不断增加，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利率，这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之内，各种民间信贷手段次第上场，一时间蔚为大观。诸如汇票、银行汇票、拆票、庄票、抵押、内地放款等信贷措施，都慢慢变得成熟起来。比如众人习以为常的拆票，又称拆放、拆款、拆借，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外国银行或者商行放给各地钱庄的短期贷款。对于某些中国商人而言，这种短期贷款经常让他们获益。
1871年5月29日，由阿钦、阿李和唐景星分别经营的上海三家钱庄，发生了严重的挤兑。约翰逊在写给香港克锡的信中，对此表示了关切：
“你可能已经知道阿李和他的朋友投资的钱庄发生困难的报告，我相信，今天的挤兑已经完全应付过去。我不会不谨慎对待我们同我们周围广东人之间的金钱状况，尽管我有理由相信目前还毋须担忧”。
但是第二天，唐景星便修书约翰逊，寻求帮助。此前，约翰逊曾经对唐景星大为不满，因为唐曾经私自将洋行8万两资金派做不正当的用途，但即便如此，约翰逊还是决定给唐景星助一臂之力。他在1871年月1日写信给锡克说：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调查唐景星和银行的金钱状况，并且已经充分如是地查明他们具有偿付能力。我认为除了给予他们必要的帮助，别无选择”。
如此，困难中的唐景星一次性得到了一笔高达4万两的拆借款，这还并不冲抵之前被唐挪用的8万两资金。
尽管买办唐景星营私舞弊，但怡和洋行始终没有停止过拆借业务。留存的档案显示，1874年4月，怡和洋行向上海钱庄总共贷出24000两拆票，每两每日出息2.5钱。这种看得见的利益，促使怡和洋行继续从事拆借业务，一方面是为了和新成立的外国银行竞争，另一方面，当时沿海市场确实存在着大量需要拆借的金融需求。到1878年，上海钱庄的拆票总额高达300万两，到1900年，超过了1000万两。一些大的钱庄在20世纪初期，每家的拆借款都在80万两以上。
不仅只有外国金融机构对华人商业进行贷款，事实上，拥有多余资金的中国人，也利用庄票的形式，对外国人贷款。一名叫做浩官的商人，当时就专注做这种生意。1839年，一个在广州的美国商人士那，在财务上陷入了危机，浩官于1840年自愿向他提供了8万元的无息贷款。而另一个叫做丽泉行的行商，据说在同美国人的信贷交易中，损失了100万元。为此，他向美国总统提交咨文，寻求帮助，按照他的说法，他在同美国人有多年的交易行为之后，曾经贷款给他们，虽然这是违背清朝政府法律的行为，但却有力支持了美国人的在华贸易。让他气愤的是，有一些美国人不仅以各种借口拒绝还贷，还将资金用作其他的用途。
与此同时，各地钱庄的庄票，也做一些用于收购内地生丝、茶叶的贷款生意。上海最为著名的商人徐润一度破产，他在1886年试图恢复他的茶叶经营，便开始在湖南、湖北境内大量收购茶叶，这批巨额的收购款项，就是徐润从上海几家钱庄借来的，数额高达20万两。
需要说明的是，晚清沿海地区的信贷交易在期限、数量、变动性和过渡扩展等方面，明显发育不足，这可能是晚清市场经济没有深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首当其冲的局面是，外国人给中国商人的贷款，大部分是短期贷款，这意味着对经济的影响力有限。通常情况下，外国商人都是在中国商人在市场上售出茶叶和生丝之后，就要求归还贷款。60年代到70年代，怡和洋行的放贷期限，通常是6周到8周时间。如此短的贷款期限，对于刚刚发育的晚清市场交易水平，远远不能大面积促进。
其次，来自外国商人的贷款，数量也十分有限。一方面，晚清政府没有向外国人举债大笔欠款，他们显然不明白政府举债和私人举债的差异，即使这样，很少的一些政府贷款，也用在了非经济型的项目上。1861年—1938年这一段时间内，以不变价格表示的中国政府的外国贷款中，44%用于军事和赔款，31%用于铁路，20%用于一般的行政开支，5%用于工业发展。让人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一笔贷款是用于促进交换、用于流通的商业项目。
第三，这种正在展开的民间信贷，基本上只局限在沿海地区，没有向内地深度延展。这导致晚清的大格局，并没有建立起常态的民间金融局面，仅仅依靠沿海地区的信贷规模，使得信贷的发展跟不上商业交换的发展。也正是如此，诸如怡和洋行这样的机构，他的发展中心也只是锁定在沿海一带，比如1874年，他们向所谓的本地朋友只收取10%的年息，但却向不是本地，尤其是不与怡和洋行经常做生意的其他15个中国商人收取了高大20%的年息。
最后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由于晚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全方位金融竞争格局的重要性，这导致了管理的缺席，以及由于管理的缺席带来的高额金融风险。1883年被历史记录为刻骨铭心的中国金融危机之年，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远远没有得到足够分量的分析。这一年的夏天，英国对华贸易商行太古洋行的合伙人施怀雅访问上海，对洋行松弛的信贷政策异常诧异，直接责骂相关人员是典型的玩忽职守。1908年，天津也发生了严重的金融危机。随着90年代以后买办制度的衰落，外国商人开始直接向中国商人发放贷款，无须买办的任何担保。到1907年，很多中国商人都背负这大量的贷款欠债，因为天津地区的进口贸易遇到了更大的困难。到11月，700万两以上的贷款欠债不能偿还，双方都焦头烂额，只能用心的交货收款来偿还。
英国商人组织“中国协会”对这种金融风险做了分析：
“在这样基础上的广泛贸易，是不稳定的，因为当货物交到本地人手中后，无论是外国商行，还是外国银行，都无法追踪他们的担保。而国内贸易的资金筹措，只有通过钱庄才能安全有效进行。因为他们认识客户，并能追踪担保品”。
这样的分析，可谓切中肯綮。金融本质上是一个整体开放的秩序，但中国经济自进入近代以来，基本上都在秉承所谓“宁赠友邦不予家奴”的原则，一方面外国人在中国的金融市场享有特权，一方面中国人在自己的市场却横遭拦阻，没有必须的金融权利。这样的局面，至少导致了三种败局：其一，当然是直接导致国内金融市场多年来发育不良，要么是民间金融地下操作，不断积累着金融风险，要么是政府全面垄断金融市场，阻挠了金融层面的自由竞争，使得中国经济结构中的金融水平持续走低。结果是，无论是政府层面的金融力量，还是民间层面的金融力量，都不能成为中国经济体的有效组成部分，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残缺性。其二，长时期给予外国商业力量过高的政策优惠，会加重一个国家经济对外资力量的依赖性，今天中国经济过度性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部分原因也与这种单向度的金融政策有关。金融层面的这种依赖性，有时候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事实上，多年来中国缺少一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与金融的不自由有着直接关系，某种意义上，企业和企业家的出现，直接依赖自由的金融秩序，否则，企业生态和企业精神无法起步。其三，长时间的外资主导自由金融的局面，会催生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反过来促使社会形成一种盲目的排外群体意识，形成一种双向的封闭，既对国际商业力量封闭，也对本土商业力量封闭，导致国家彻底滑向计划经济。
更大的历史性悲伤在于，这种金融层面的垄断与封闭，至今还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旋律。由此，中国市场上真正的企业和企业家，他们的生存与发展，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艰难的一群人。
（责任编辑：王雅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