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会上，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在演讲中表示，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是“未富先老”，这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他介绍说，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人占人口结构比重为6.8%，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至2009年，中国的老龄化比例已达8.3%，显著赶超世界平均水平7.5%。
按联合国标准，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的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达总人口7%，就是“老龄化社会”，超过14%则为“老龄社会”。我国正在迅速迈向老龄社会，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人有1.67亿。预计到2050年，我国老龄人口将达到峰值4.37亿。
“未富先老”的说法，是基于发达国家都是“先富后老”而言的，在社会还未做好较充足的准备时，“未富先老”带来的危机是很严重的，正如学者王丰所说：“人口老化会对支出、劳动力供给、储蓄资本、家庭一系列的事情起到‘拉后腿’的作用。”
让人不解的是，许多学者针对这一危机，谈的更多的是“人口红利”的问题，探讨的是“刘易斯拐点”（即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之点）到底“拐”到了没有，“民工荒”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之类的问题，或者由此出发，论证应该放开独生子女政策，倡导生育自由的理念。或许，他们探讨的更本质、更长远，但远水解不了近渴，一味地从“效率原则”出发，有把人资本化的嫌疑，却忽视了眼前更重要的“正义原则”。
既然“未富先老”已是不可逆转的现实，人口老龄化导致的问题已是迫在眉睫亟需解决，那么，政府与社会首先应积极行动起来，努力建构一个应对“未富先老”危机的支撑系统，尽力化解或缓解“未富先老”引发的民生问题。
或许是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的经济增长速度蒙蔽了很多人的眼，对经济发展浪潮下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视而不见，或者即便有所预见，也在发展经济的大旗下，不屑顾及。事到临头方知难，蔡昉说的“挑战”，正因先前只顾“效益”的漠视而难度倍增。
清人洪亮吉阐述解决人口问题带来的危机的“君相之法”是：“……赋税之繁重者，酌今昔而减之，禁其浮靡，抑其兼并，遇有水旱疾疫，则开仓廪，悉府库以赈之。”一言以蔽之，就是改革社会分配制度，抑富济贫，并建立社会福利保障机制。这对解决“未富先老”的中国式老龄化问题来说，同样是重中之重。
比如，70后、80后若不用做房奴，自然有能力负担父母的“家庭养老”；比如，若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得以提高，赋税也不是那么重，用不完的工资自然可以拿出一部分赡养老人；比如，敬老院若多得不用凭人情关系想进就进，社会化养老就有了保障，如此等等，只有先从“正义”与“仁慈”的原则出发，才能有效应对“未富先老”的危机。
（责任编辑：张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