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必要的“收入倍增计划’
5月份汇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承接了4月份的态势——继续回落，数据显示5月份该指数仅为52.7，是去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回落显示欧洲债务危机影响已开始显现。但可喜的是指数仍在50上方，显示制造业活动仍维持在扩张区间。然而需要我们意识到的是，指数所涉的外贸反应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当前的数值并不一定能够客观完全的反映欧洲危机实况。随后而来的定单流失、压价或者赖账，以致激发贸易摩擦，才会揭开中国出口的伤口——在危机的第一阶段的08年末到09年，因美国市场引起的出口大崩盘，已有例在先。而在危机的新阶段，中国当前的复苏进程，如果还只冀望欧美经济的复苏，而来扩大出口的话，跌倒就不可避免了。在这种背景下，指望世界经济能短期复苏并且总体增加对我国商品的进口是不现实的，我国要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根本出路还得靠扩大内需。
当然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味的投资显然也不是办法，必须扩大消费，但消费是和居民家庭的收入及全社会居民家庭的收入分配相关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在2007年8月14日的一篇报道说，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在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是具有一定的可比性的。自1999年至2006年期间，俄罗斯经济年均增长率为6%左右，而俄罗斯的人均实际工资和人均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比GDP的增长速度高出2倍。在2007年至2009年预算计划中，俄罗斯人均实际工资还将提高50%。印度平均工资水平在2003年到2005年三年期间分别上涨了11.45%、11.6%、14%，远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
反观中国呢，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生产了占美国30%的消费品，经济连年保持接近10%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中国的骄傲，然而在GDP高速增长的同时，许多国人并没感觉到收入有明显增长。至少相比于两位数的GDP增速，国人的钱包并没有鼓起的那么快。事实上，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增速已经连续多年低于GDP增速。国际上通行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时候，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应该是呈不断上升趋势。但近年来，我国GDP虽以9%左右的速度增长，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以年均20%的速度增长，但是中国劳动力工资占GDP的比例却在不断下降，在2003年是12%，比1989年所占的16%，下降了足足4个百分点。
因此，要想启动内需扩大消费，其关键就是要提高居民收入，提高居民实质购买力，正是因此，中国需要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那么什么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呢，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它又曾经对日本的经济起到过什么样的影响呢，看来我们有必要来认识一下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2、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计划实施的背景
20世纪50年代，日本借助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完成了国家的战后恢复重建工作，为全面推进国民经济现代化进行了必要的准备。正是基于此，有学者认为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准备和过渡阶段。在该阶段，资源从生产力相对低下的部门转移到生产力更高的部门，通过国外技术的进口加快了发展的脚步。早在1953年，日本的GDP就已经恢复到了二战前的水平，但社会并未就此而稳定。在当时日本虽然导入了新的技术革命，譬如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已经大量生产。但是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日本的技术水平、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仍然落后于欧美，日本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仍然薄弱。尤其是，日本的工资水平长期以来一直比较低，以1959年制造业单位时间的平均工资为例，日本尚不及美国的1/4。低下的国民购买力，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是：随着韩战的结束，出口渠道的收窄，对于当时的日本经济而言，这本已是严峻而冷酷的事实。但挨到1957年，由美英两国肇始的经济危机，霎时间以多米诺骨牌的效应席卷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国家。对于日本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1957-1958年的世界经济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经济业已存在的问题。
但在当时，其国内的消费又因为国民购买力的低下而又无法启动，日本开始出现大量产品的积压，这又直接导致整个国家的失业率遽增。在1957年12月，日本的完全失业者仅仅为49万人，但到翌年3月，该数字遽然增加至92万人。产品积压，失业增加，劳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1960年，南九州岛三池煤矿发生劳资严重对立事件，而将这种激化了的矛盾推向了白热化的程度，整个日本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的状态之中。同年的日美安保条约修正案也受到民众的强烈反对，这两个事件引发的社会动荡导致岸介信内阁下台。7月，池田勇人以绝对高票当选自民党总裁，池田从他的前任的“政治优先”的路线中吸取了教训，并且清醒地意识到在当时只有把握经济优先的政策，才能巩固政权。池田在大平正芳和宫泽喜一的建议下，于1960年12月27日召开的内阁会议通过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项改变日本经济的宏伟规划开始实施。
（2）、计划实施的结果
正是在推行计划的十余载里，正是基于日本政府始终坚持以上国强民富这个原则不放松，从而帮助日本社会形成了将近1亿的“中产阶层”，最终实现了国民收入同步前进。从1960年到1970年间，日本年均经济增长率达10.9％，高居发达国家榜首。实施计划的第七年，便实现了国民收入增长一倍的目标。到1970年该计划完成之时，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350%，已先后超过法国和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0.4％，10年间国民收入增长率340%，实际消费水平提高2.1倍。各个阶层普遍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收益，基尼系数显著降低，从1964年到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基尼系数一直保持在0.26的低水平，劳资关系和社会矛盾趋向缓和。
3、纠正二重结构是倍增计划实施的关键
最近人保部的官员苏海南就公开表示，对于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我们是可以借鉴的，毕竟日本当年做了，效果还不错。”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现在应该说基本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类似的做法。”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然从学者的论证到了政府层面的考虑了。
但如果真要推出倍增计划，首先需要我们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倍增给谁？如果只是讲倍增——譬如苏海南提议的工资年均增长15%，而这个倍增是一刀切的—也就是说不管他年收入多寡、也不管他所处的是垄断还是竞争行业、亦不管他的阶层都同增15%，那么基于基数效应，两极分化只会越增越大。不要忘记的一个现实是，我国目前城乡居民之间收入的差已达3.3倍了，而行业间差距更高达15倍之多，另外10%的最高收入阶层与10%的最低收入阶层的人均收入差更是高达20多倍。
收入增长缓慢固然是问题，但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更为突出。如果不把这个问题纳入未来计划考虑范围，而搞简单的一刀切，那么很可能最后计划与李副总理提到的“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以此来达到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愿望相违背。
要破解这个难题，首先需要我们认识到的是，收入增长缓慢、收入分配不公仅仅只是果而不是因。造成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缓慢和分配不公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因为历史和体制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的诸如城乡二元结构、国有与民营结构、工农业结构、工业内部结构、东部与中西部结构所构成的双重结构。由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而迅猛的发展，有人为此认为，该问题已出现了解决的曙光。为此他们认为，只要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态势能够得到确保，那么将能使双重结构这个问题逐步接近消除。但事实却并不是如他们相信的那样乐观，在高速增长的这十年里，也正是我国二重结构恶化的十年，是贫富差距扩大的十年。
而这种现象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又在于，这种结构在我国社会经济中存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和体制基础。所以我们也不能说在高速增长的条件下，它就会自行消失。虽然伴随着经济的增长，的确会产生就业的机会。但是如果我们不试图去促进人口流动，以使其适应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的结构变化；不试图去解决产业间劳动力的转移问题，那么就仍会存在收入增长缓慢甚至收入不公的事实。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谓就业的改善，它绝不仅仅只是增加劳动力的低质量的就业而已，它应是像日本那样以积极地提高民众收入进而消除低收入阶层为原则和目的的。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高质量的就业不仅有利于国民经济和国民生活均衡而又好又快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谐。
因此在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这一过程中，我们必须首先致力于去纠正目前业已存在的，诸如城乡之间、国有与民营之间、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城乡之间、国有垄断与民营之间的二元结构。唯有如此才能确保各收入阶层之间——生活上的、收入上的差距日渐缩小，也唯如此才能够确保我国“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进而达到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目的。
如果这一障碍能够被有效突破，二重结构得到根本缓解，那么我们可以预期的是，长期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合理的产业结构将得到优化改善，投资、消费和出口将会得到更均衡的发展。更重要的是我国过度依赖于出口的现状得到改变。
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经济依靠出口已经得到长足的发展。而如果二重结构得到根本突破，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得以成功实施，中国经济得以从当前的出口导向增长向消费为主的内需增长转变，那么我们更可以放言的是，中国经济将会步入一个以消费主导的新一轮高速增长期。在这样的产业结构格局下，中国经济将有望再走至少15年的辉煌。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