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企业主导的产业转移，到政府推动的产业升级；从制造业的“前店后厂”，到服务业的“前总店、后分店”；从市场激发的民间合作，到官方签订的合作协议……粤港之间的合作由低向高、由点到面、由经济向社会、由民间到官方渐次推进，经数十年演变，如今已进入经济与社会全面融合的时代。《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诞生，正是一个划时代的标志。
粤港之间的融合发轫于香港企业疾风暴雨式向内地迁移，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先行一步承接了产业转移。“天作之合”是市场力量推动的整合，是企业的微观活动推动生产要素在两地之间流动，是以资源最优配置和企业利润最大化为整合动力。然而，随着产业迁移基本完成，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内地其他区域崛起而产生的竞争压力，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部冲击，都使粤港两地政府急需消除长期的人为分割，合作推动产业升级。1998年，粤港两地政府建立联席会议制度，以大型基建协调为突破展开政府之间的制度性对话与合作；2003年，随着“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订，粤港融合从此有了政府间协议的制度性安排；2008年，《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又使粤港之间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纳入国家级的战略规划。
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大趋势下，每个城市的单打独斗已经难以有效整合资源形成竞争优势，当今的市场竞争是区域经济的竞争、城市群的竞争；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单纯依靠外部市场带动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内源驱动的可持续发展，联手打造世界级的经济引擎成为粤港两地共同的新目标。
尽管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造就了粤港融合的辉煌历史；但全方位的深度合作，不能没有政府的制度安排。粤港两地分属“两制”，制度摩擦和矛盾更复杂更纠结，也更需要政府的制度创新。比如，跨境基础设施关系到两地要素的便捷流通，不仅是交通体系的高效互通，也要在口岸通关模式等行政管理上作出制度创新。又比如，金融业存在“两制+两币”的格局，如各自为政争当“龙头”就无法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因此两地政府沟通协调、厘清定位并作出制度安排就必不可少。
《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涵盖跨境基础设施、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及科技创新、营商环境、知识产权保护、优质生活圈、教育与人才、重点合作区、区域合作规划和机制安排等十大领域，是推动粤港融合从经济合作扩展到社会、文化等全方位合作的纲领性文件。无论是开放医疗服务市场，还是探索合作办学；无论是香港人到广东办社会福利机构，还是开放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市场，都有赖于广东对医疗、教育、社会保障和行业管理等体制展开先行先试的创新和突破。
市场是区域经济融合的动力，只要资源和要素的流动可以创造额外的价值，区域整合就会有无穷的动力，不断冲击分割市场的藩篱，直至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政府在构筑区域竞争优势的过程中，不应立足本位利益，人为设置障碍，而应遵循区域经济发展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推动合作区域和领域的体制机制创新，从而促进要素便捷流通。《粤港合作框架协议》是两地建立深度合作机制的路线图，也是政府顺应市场力量展开制度创新的改革清单。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