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债务危机一个喷嚏，让许多人哆嗦不已。所背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3%已经非常惊人，而且希腊政府是完全的欠债人，这与日本大相径庭。日本债务水平比希腊还高，但日本政府既是欠债人，也是借债人。希腊已处在破产边缘，仍然被怀疑还有债务隐匿于水面下。希腊政府被迫开源节流，这又让公务员和税务官们大为不满。
人说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如果是一个自然人，这账说不准也就赖了，但希腊不行，这是主权债务危机，如果赖账不仅政府说不过去，而且会把希腊的信用等级打到“垃圾级”，让投资和贸易环境彻底恶化。如果希腊孤悬于地中海与世隔绝也就罢了，但希腊不仅是欧洲货币联盟欧元区成员，也是欧盟成员。当初设立欧元区和欧盟，是为了避免区内成员的汇率摩擦和各种壁垒，大家一起发展。但是整个架构关于发财设想得比较多，关于应对威胁设想得比较少。这个机制缺陷在希腊债务危机中暴露得再明显不过。大家都在一个锅里炖，实际上就是提供了异味传播的途径。希腊之外，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债务危机可能涉及的国家名单不断扩大，结果是，90%的欧元区国家都名列其中。
德国、法国的恼怒可想而知。这是两个在欧洲既有传统地缘优势又有远大志向的主导国家。希腊和其他地区伙伴的债务危机提高了德、法的国际义务标准，要求德、法做最后的借债人，为伙伴们融资。问题是，德、法也不是桃花源中人，虽然没有伙伴们那么严重的债务危机，但同样在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德国掉下了出口第一大国的宝座，法国的经济还不如德国强健，都处在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之中。更大的问题是，即使是腰包鼓鼓，德、法慷慨解囊的理由是什么？救援了希腊，还有其他国家嗷嗷待哺。如果开了这个口子，则意味着德、法会成为欧元区最后的放贷人，由此背上沉重的负担。欧元区的设置，是为了大家都在一个锅里吃肉，而不是有人负责做肉，有人负责吃。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德国在救援希腊的问题上坚不吐口。伸手援助一回或许可以，但禁不起从此无数次伸手，更何况，伸了手也不意味着德国在欧洲各组织会赢得什么特权。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仍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无法更改的国家交往本质属性。经济首先是民族性的，这一点，当今世界与18世纪时并无大的不同。
由此带来的一个重大挑战是，欧元区的命运成了风中之叶。欧盟和欧元区创设以来，几乎是一路顺风。抱怨通常仅围绕谁该加入谁要缓一缓展开——似乎欧洲找到了一个绝好的经济避风港。在这两个组织的大部分成长历程中，事实也确是如此：欧盟成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重要一极，欧元成为可与美元抗衡的国际主要货币。然而，在希腊债务危机之后，人们不得不问：在成员国之间避开汇率风险减少贸易成本之外，欧元区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这是一个没有最后放贷人的货币联盟，一旦联盟出了问题，就会群龙无首。如果说在以前可以习惯性地指望美国出点什么主意帮点什么忙的话，那么现在或许只能看到美国人在“偷笑”——欧元是美元为国际金融秩序定价的最大敌手。
有人说，欧元噼里啪啦往下掉并非全是坏事——可以让欧洲商品更便宜从而改善出口，由此改善欧洲经济的基本面。但这个观点有两个漏洞：一、为了让欧洲商品扩大出口而让欧元区分崩离析成本过大；二、欧洲商品比如德国造，并不与欧元的升贬有太紧密的联系。欧元坚挺时不妨碍德国做第一出口大国，欧元贬值时也无法避免德国出口份额减少。因此，欧元贬值不是主动性的战略选择，而是情不由己的被动结果。
从目前看，即使欧元区度过危机，但其身上的光环也会开始变得黯淡。这一团黑影甚至可能向欧盟弥漫。从这个角度说，希腊债务危机做了一次很好的提示板，它提示我们，区域合作给了人们在危机时抱团取暖的机会，但却避免不了抱团取暖不成时各自散去。因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区域合作的高潮时代，有时候仍然需要停下来润润嗓子，别急着欢呼。
全球化的世界确实很精彩，全球化的世界有时也确实不友好。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全球化红利的时代正在消亡，如果我们的经济结构继续严重依赖于外部环境，还会越来越多地对此有所感觉。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