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的金融改革，首先要认清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形势和挑战；要认清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形势和挑战，首先要认清国际经济金融循环的历史大趋势。
金融业面临极其复杂的外部环境
美国的战略家们早已把中国当作是美国全球霸权最大的挑战之一。战后的六十多年里，美国依靠其娴熟的政治经济金融政策，先后击退了欧洲和日本的挑战。现在是战后全球经济循环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是美国试图甩掉身上的沉重包袱、打击潜在竞争对手并准备再次轻装上阵的阶段。这个阶段必然出现全球经济金融剧烈动荡，大国间政治经济博弈也会更加微妙。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将会十分复杂。
第一，主要国家之间的汇率、通货膨胀率、资产价格可能面临剧烈波动。从美国来看，中长期上美国需要通过美元贬值，实现其经济的再平衡，并带动增加就业，从而走出危机。但如果美元出现持续单边贬值，必然造成资金大量流出美国，影响美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因此这个贬值过程必然伴随着美元汇率大幅波动以减少市场的一致性贬值预期。同时，美国经济体系特别是美国政府积累的巨额债务是无法持续的，要降低美国消费者和政府的财务杠杆，有两个主要选择，一个选择是美国提高储蓄率，另一个选择是一个较长时期的温和通胀。尽管通胀未必是美国政府一个现实的政策选择，但其内在的通胀倾向值得关注。在汇率波动和通胀预期下，资产价格大幅波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二，大国间的经济和金融博弈趋于激烈。从美国和欧洲的互动看，美国需要应对欧元对美元世界货币地位的挑战，同时需要欧洲的配合稳定全球金融体系，以利于美国经济金融的调整；从美国和日本的互动看，日本挑战美国的潜力基本消除，美国需要日本帮助承担其经济调整的成本，同时需要日本帮助共同遏制新的挑战者；从美国和中国的互动来看，美国对中国经济体系的潜力抱有很大的戒心，但在现阶段又需要中国这个最大债权人的配合；从日本和中国的互动来看，日本十分担心中国削弱其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影响，但也希望中国的市场有助于其走出二十年的经济泥潭。从中国和欧洲的互动来看，中国和欧洲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但欧洲对中国抱有意识形态方面的戒心，同时欧洲也希望在“欧、美、中”的大三角关系和“欧、中、日”的小三角关系中获取更多的利益。大国经济金融博弈的结果是，中国金融业影响因素明显增多，金融体系运行的“噪音”和“扰动”也将明显增多，甚至可能出现“噪音”导致的蝴蝶效应。
在这种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金融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必须沉着应对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动荡，维护中国金融业的核心利益。从国际金融博弈的视角来看，中国金融业的核心利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防范金融体系因重大的外部冲击出现系统性风险，维持一个安全稳健的金融体系；维护中国外币资产的安全，保持外币资产的购买力；保持对人民币汇率和跨境资金流动的影响力，防止因人民币汇率剧烈波动影响实体经济的竞争力或冲击金融安全；维持国家对国内主要金融机构的影响力，并以此保证对国家资金循环体系控制和影响。抓住了这四条核心利益，我们就基本能够防止崛起的进程因金融领域的问题出现中断或倒退的风险。
金融业承担着在全球配置和
获取资源的新任务
任何一个世界强国要长期存在，必须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获取那些对该国至关重要的资源；第二，如何在全球生产和利益分配体系中占据有利位置。除了武力以外，跨国投资和金融控制就成为解决上述两个问题的重要手段。以美国为例，对于第一个问题，美国运用以色列的存在及区域大国间关系的操控，牢牢地控制了中东的石油资源，同时石油期货交易牢牢地控制了石油的定价权，并通过其大的石油公司，部分控制中东地区的石油开采和销售。对于第二个问题，美国运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世界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中分享繁荣的利益，转嫁衰退的成本，同时掌握着国际上资产定价话语权的美国资金，能够在全球资产市场的博弈中高抛低吸，处在十分有利的位置。
中国的崛起需要中国的金融业做些什么呢？答案与已有的强国对金融的要求相比是有所差异的。因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势必意味着对世界原有权力格局的调整，减少这种权力格局调整的阻力，对该国能否顺利崛起至关重要。中国的崛起，需要中国的金融业提供以下两个方面的支持。
第一，通过金融手段寻找利益同盟，减小中国崛起的阻力。与发达国家金融业建立共生关系。对于已有的跨国金融集团，中国可以成为其“消极的财务投资者”，在分享技术、市场优势的同时，减少发达国家对中国资金战略意图的忧虑。对于我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应适度对外资开放，以建立和维持与发达国家金融资本的利益纽带。加强对周边国家的金融辐射。“远交近攻”对国家间的经济金融关系同样具有指导意义，不过这里的“近攻”，不是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和金融战争，而是要使周边国家逐渐变成我国的金融腹地，扩大金融业的战略纵深。从技术路径上来说，可以从新建区域性金融组织入手，逐步推动与周边国家的贸易自由化，逐步扩大人民币在区域贸易中的结算流通。
第二，运用金融手段获取支撑中国经济长期成长的战略性资源。我国要成为世界强国，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其中十分重要的方面就是资源、环境和技术的制约。运用金融手段获取战略性资源，有两个方面十分关键。要有跨越经济周期的长期视野。既然要获取的资源是基于长期战略性考虑，就要深入研究长期历史趋势，切勿在短期波动上追涨杀跌。金融危机后，中国处在一个十分有利的空仓地位，但是错过了在恐慌中买入的第一个买点。不过站在长期的视野我们并不需要太急于出手，因为还有一个机会在等待着中国。全球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的资产泡沫正在不断积累，物价上涨压力也在逐步加大，在全球进入加息通道并刺破这个新泡沫后，我们将面临着新的买入机遇。但如果我们持有的外币资产持有过多的长期固定收益产品，中国就有可能错过这个历史机遇。要着眼于技术周期的长期变化趋势。中国政府已经就碳减排方案做出了承诺。即便没做承诺，从中国资源约束上看碳减排也是势在必行。但是在低碳经济的核心技术方面，我们基本是受制于人。如何通过金融的支持，获取和提升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技术，已经是迫在眉睫。
中国金融在全球竞争中的应对之道
要谋定而后动，必须认清中国金融业的优势和劣势。中国金融业的深层次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规模庞大且处在上升期的实体经济。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二十年后有望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加上我国金融深化进程还在不断推进，这将对我国金融业发展提供庞大的市场空间。二是高企的国民储蓄率。储蓄率越高，可用于融通的资金量就越大。高储蓄率也意味着财富的迅速积累和资产管理市场的迅速扩大。此外，由于有较高的储蓄率，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处理不良资产时有较大的回旋余地。
中国金融业的劣势主要体现在：一是市场化水平不高。资金的配置更多的是依靠行政力量，资金不能根据投资的风险和收益水平配置到最有生产效率的方面，金融体系也很难通过创新，满足市场主体对资金和风险安排的要求。二是缺乏有竞争力的金融企业。大部分国有金融企业带有准政府机构的倾向，在理念、技术、管理、人才等方面都还比较落后，与跨国金融集团相比缺乏核心竞争力。三是在金融游戏规则上受制于人。国际金融市场上，主要的大宗商品定价权、金融产品定价权掌握在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手中，在表面的公平竞争之下，是顶级跨国金融集团对游戏规则更加深刻的理解和对市场更加娴熟的掌控。
在分析中国金融业优势劣势的基础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全球化时代，中国金融业的希望所在，是通过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市场化进程，依托中国经济的发展实现腾飞。做到这一点，需要把握好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中国金融业应该集中主要精力服务国内经济发展，兼顾金融“走出去”。在世界主要跨国金融集团都试图到中国来淘金的时候，寄希望于国际竞争力不强的中国金融企业到发达国家大展宏图是不现实的。我国少数中资银行在外开设分支机构已有多年，到目前也只能做一点华人的生意。况且，中国的经济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即便是专注于国内的金融服务，以中国经济的规模，也完全能够培养出世界级的金融企业。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金融企业不需要走出去，因为随着我国实体经济的走出去，需要的金融支持也越来越大，而金融业能够在境外为本土企业提供服务时积累力量，不断提升。因此，现阶段中国金融业走出去，更多的是将“触角”伸向国际金融市场以便更好地服务国内市场，而不是满足国内金融家的扩张或投机愿望。
第二，中国金融业应该集中主要力量进行对内改革和对内开放，兼顾对外开放。中国金融业的竞争力，以及中国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撑力，最终取决于本土金融企业，这一点已经被南美历次金融危机和最近欧洲的银行业危机所证明。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把如何提高本土金融企业的竞争力，作为思考中国金融业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发点。要把对内改革和对内开放放在首要位置，对外开放更多的是为了发挥“鲶鱼效应”，使本土金融企业接受跨国金融机构在理念、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溢出效应，而不是把扩大开放本身当作目的。
第三，在国内的金融规则制定上，注重与国际接轨，但更要强调“以我为主”。规则制定属于主权范畴，对金融机构竞争力和金融安全的影响巨大。在看待规则制定权时，既要避免陷入“阴谋论”的束缚，又应该充分看到国际金融博弈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对于金融监管的很多技术领域，不妨大胆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经验，但对于汇率制度、资本流动等问题，应紧密结合我国经济金融的实际，以解决国内问题和满足国内需要为第一要务，避免受到国际舆论影响。
第四，在人民币国际化和国际金融体系重建等问题上有所作为，但更应有足够的耐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看到一个大的历史趋势，美元已经越过了其顶峰时期。中国国力的逐渐增强也把人民币国际化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但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美元地位越过顶峰与其他货币取代美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话题。从历史上看，美国是在其综合国力超过英国很长一段时间，并借助二战，才促成了美元取代英镑的地位。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其背后有两大支柱，第一个支柱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使得美元成为国际上永远的避风港，这也是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以美元定价的基础。第二个支柱是美国强大的科技和创新力量，战后美国一直处在国际产业分工的顶端，这使得美国有能力通过创新来换取全世界的劳动，并向全世界输出美元。现在，中美实力还有很大差距，在这个阶段希望人民币国际化出现大的突破是不现实的。我们应该认真吸取日元国际化的教训。但这并不代表我们应该消极等待，而是应该有足够的耐性，在提升国力的同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积小胜为大胜，既不放弃机会，也不在短期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付出过大的代价。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