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际惯例，一般地方财政债务的警戒线为，历年财政欠账不能超过年度财政收入的60%。据2009年12月重庆召开全市经济工作会议所显示的数据，2009年，重庆有的区县政府负债收入比达到3：1甚至5：1以上。(《21世纪经济报道》2月3日报道)
从目前国内媒体普遍报道的情况看，各地各级地方政府通过组建政府性投融资平台向金融机构贷款，已成通行模式。据有关统计，目前全国有3000家以上各级政府投融资平台，其中70%以上为区县级投资融平台。如重庆市，自2002年以来就组建了重庆八大投资集团，在区县一级，投融资平台有的达9个，有的甚至更多。由于投融公司的贷款项目缺乏公开透明，也缺少正规的监督机制和严格审查制度，如不加以重视，将给地方财政造成极大风险。同时，由于负债大部分来自金融机构，也给金融机构埋下了巨大的风险隐患。
重庆目前将建立区县政府性债务统计评价预警体系，动态监控债务风险。重庆正在加大对区县地方政府债务的清理力度，并将于近日推出有关监管办法及建立风险预警机制，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笔者以为，地方政府在政绩观等的驱动下，通过各种形式的举债，形成了与财政偿还能力不匹配的债务，究其原因，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首先是GDP政绩观的驱动。众所周知的是，基础设施及其它投资产生的GDP具有立竿见影的成效，由此导致投资冲动。以举债方法获得投资资金成为一个较佳方案。
其次，包括基础设施等在内的具有“形象工程”意味的投资也不少见。动则大手笔的城市基建投资以贷款方式获得所需的巨大资金。景观工程、道路改建及扩建工程、“亮化”工程、“穿衣戴帽”工程、标志性建筑等成为其中的典型代表。
再次，缺乏财政收入与债务的关联性制度安排，缺失债务风险评估，缺失债务偿还机制。官员任期制度也缺少政府官员对债务的负责机制，新官不理旧账，旧债未还又添新债。由此导致债务的增长缺乏有效的管理机制，盲目举债成为一个普遍现象，甚至大有蔓延之势。
上述表面原因的背后，是政府行为的企业化思维。政府越位而行，做了企业做的事情，但却没有遵守企业的投资原则、理念，缺乏风险、收益核算。同时，也造成政府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缺位、失位。
要解决好政府的债务问题，靠运动式的清理活动是难以做到的。要真正解决问题，需要抛弃政府“包办”、“代替”的角色定位，回归政府的本位。即政府不包办和代替市场能做的事情。
政企分开，割断政府和市场、投资的纽带，无论是政府直接融资、投资还是政府性投融资平台都是如此。这是化解政府债务风险的关键条件。当然从现实情况出发，需要有一个过程对现有的债务作出安排，如政府直接偿债、债务企业化(即由与政府脱钩后的原投资机构承担债务)，使政府退出债务链条。当然，在需要政府介入的重大项目上，也需要有科学、合理的投融资策略，防范债务风险的出现。
改革市场准入制度，实行“政退企进”战略。政企分开的一个基本前提是把市场的事还给市场、还给企业。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使企业包括非国有企业进入市场，弥补政府退出后的空白。
抛弃唯GDP的政绩观。在不追求GFP的政绩观下，政府减少了投资冲动，大规模的政府性建设投资理应减少。政府也能把财力投向民生等事业，也就回归了政府的本位和职责。
建立官员任期的债务责任制度。如果不解决好新官不理旧账问题，债务清理的结果很可能是“清理清理，理而不清”。要建立起官员与政府债务的责任挂钩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把政府的债务增长、偿还、风险评估与官员的升迁等挂钩，奖优罚劣。严重的还需要追究其连带责任，如经济责任、刑事责任。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