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年一度的有关“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发布。这个题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的文件推出了一系列含金量很高的强农惠农新政策，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是其最大亮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一号文件从社会化视角，关注到了“新生代农民工”这一非城非乡的庞大群体。（2月1日《京华时报》）
今年的一号文件没有就“农”说“农”，而是围绕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从战略高度逐步扭转城乡发展中客观存在的“马太现象”。不过，资金投入量、开发农村市场举措、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等，总体上限于经济层面。然而，目前需要向农村配置的更重要资源，笔者以为并不只是经济上的。
对农村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当前政府与农村群众的联系，有不少在村官这一层发生了断裂。民主制度缺陷造成的贿选，村级财务不透明形成的村官贪腐，农村法制不健全形成的宗族势力，对资本崇拜形成的富人横行……都对农民的权益蚕食比较严重。外出打工的农村青年为什么要来城市打工？回答几乎如出一辙：一是为挣点钱，二是为了离开农村暮气沉沉的压抑环境。
不难看出，城乡差别，并不完全差在政府的经济投入和惠民政策上，更根本的原因，是目前国家在农村承担的公共事务管理责任，力度还实在太小。这点只要对比一下行政资源、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的分布状况，就不难发现———如果发生同样的公共事物纠纷，在城市，人们的申诉渠道要多些，解决问题相对容易些；而在农村，由于实行自治管理，与“公”字沾边的无偿服务要少得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仅靠经济层面的“资源要素配置”，农村的管理机制不变，最终好处极有可能落不到农民的腰包里。
促进城乡统筹发展，除了经济协调，更重要的是调整对农村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加大党政、法律、文化教育资源向农村的倾斜。只有这样，缩小城乡差距才能做到“身首同步”，统筹城乡发展才能名至实归。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