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三农问题。文件提出，要“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 新生代农民工”这个词，传递出中央对约占农民工总数60% 的“ 80后”、“ 90后”农民工的关切。（２月１日《新京报》）
今天，“ 80后”、“ 90后”新生代农民工正快速成长，实现着取代60后、70后农民工的世代交替，成为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 80后”、“ 90后”新生代农民工初次进厂打工的年龄，与“ 60后”“ 70后”老一代农民工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城的年龄相当，但与他们的父辈相比，“ 80后”、“ 90后”新生代农民工所受到的教育程度要高，社会见识和知识面较广，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和规划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设计，相应地对自己权利的维护，对政府责任的诉求更高。
如何适应劳动力市场这种新的特点和新的变化，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要“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如何善待这些新生代的劳动力，不仅是对企业经营者智慧的一大考验，也是对政府妥善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一大考验。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80后”、“ 90后”新生代农民工的“ 不安分”要求，必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引来老板的抱怨； 但是，从社会角度看，他们对企业、 对政府更多的诉求，正是对他们父辈当年所忍受痛苦的纠正，是对劳动权、健康权、幸福权谨慎地伸张。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诉求会成为推进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力量。这种表现更体现了具有知识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人生、社会、理想的重新定位和追求，而这一切也为企业输入了活力与生机。
随着“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企业生产经营的逐步回升到危机之前的水平和状态，招收大批新生代农民工进入企业工作，化解企业“ 用工荒”将迫在眉睫。面对“ 80后”、“ 90后”新生代力量，如果企业继续延续过去的用工模式，采取“ 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老套套，而不是在善待新生代农民工上多下功夫，“ 招工难”或许就是常态； 而对公共治理而言，提供过少的良性制度资源，执法有疏有漏，都可能损伤“ 80后”、“ 90后”追求公平的心态，加剧社会的紧张感和危机感，从而直截威胁到企业生存和发展。这绝非危言耸听。
有学者指出，“ 企业应该找到一个对工人友好的制度模式，在企业内部构建劳资关系的平衡，以便培育企业有一种可持续的竞争力，即‘善的竞争力’”。而企业具有“ 善的竞争力”所必须的条件，就是在公共治理所提供制度的激励之下，企业应该正向比拼谁更善待工人—— 提供更高的薪水，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有前景的职业能力塑造等。政府也必须着眼培育企业“ 善的竞争力”，作出适时的调整和制度的跟进。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企业与劳动者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才能化解再一次出现的“ 用工荒”危机，把“ 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落到实处。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