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一定差距，且不同群体对民生改善的感受也不尽相同”，如果不告知是来自财政部的声音，很难想象，如此冷静的判断来自于一个在中国备受指责的部门。
日前，财政部披露了今年财政支持保障改善民生的基本情况，指出目前中国财政收支的绝对规模已经较大，财政用于保障改善民生的支出也大幅度增加。实际上，财政部的客观和自省代表了中国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积极经济政策”的内涵和外延本质上都需要在“保障改善民生”方面得以体现——尽管还有一定的差距。
2011年年初，香港《文汇报》刊出评论说，“2011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将结束施行两年多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而全面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作出的一种更加积极稳健的和常态化政策安排，将更有利于抗衡国际货币泡沫危机的冲击和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无论从中国经济政策转向的时点和空间而言，都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
只缘身在此山中，国内舆论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理解并不足够透彻，应当承认，通常港台媒体往往对大陆经济政策有跳出去、回头看的“他者”视角。2011年的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和动力来自三个因素。其一是国际经济压力，其二是国内通胀压力，其三则是中国政府执政的必经之路。严格说来，“积极财政政策”可以定义为“积极经济政策”，财政支出用于支持保障改善民生也是当下中国经济的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
站在年终岁尾，回顾2011年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关键词，除了“积极经济政策”之外别无他选。
自中国在1980年代初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以降，保障民生即是保障“人的全部生存权和普遍发展权”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目的的普遍共识。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积累后，舆论开始对“国进民退”现象的反思本质上是对民生问题的追问，财政部披露的数据客观地回答了感受和现实之间的差距。“2011年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保障改善民生的支出，约占中央财政支出的2/3。其中，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方面的支出安排合计10509.92亿元，比2010年增长18.1%。”
就像财政部在相关释文中所说，“人们对有些民生支出不敏感”，人们更多地是看到在公共财政支出，比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文化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居民个人是受益者，能够做到感同身受，特别是2011年的保障房建设，各地不断进展的保障房建设主要来源于中央财政和各地方财政，社会各阶层都能够看得到，摸得着。在其他社会，“用于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城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市政公共设施等方面支出”，却鲜有个人关注，“不敏感”也就见诸于此。
中央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二用于民生支出，“积极经济政策”的政策指导性功不可没，财政部躬身自问时能够清醒地看到“我国人均财政收入水平不仅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而且世界排名也处于百位之后”，才是“积极经济政策”持续发挥后效的前提。
数据显示：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计算，2010年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的人均财政收入水平均在1.4万美元以上，而我国人均政府财政收入按当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166美元，仅为上述国家人均财政收入的8%左右。财政部举例说，欧美国家好比“两口之家”，中国可能是“十口之家”，即使两个家庭的收入总量差不多，但人均享受的福利水平肯定会有很大差距。
对大多数国人来说，很少会有人刻意攀比欧美国家的财政支出比例，人们也很容易理解“中国民生支出也是一个动态调整优化的过程”，在人们享受到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愿望面前，越来越透明的财政支出更容易让民众感受到“积极经济政策”带来的实惠和变化，这也许是民众对“积极经济政策”提出的一个现实的希望。(马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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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