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一些地方出现“用工荒”，使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对中西部地区来说，这一轮产业转移的确是难得的发展机遇，各地纷纷出台措施加快承接产业转移。东部沿海地区面对产业转移的态度则要复杂得多：一方面，沿海一些城市面对资源能源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制约，环境承载空间有限，不得不通过产业转移来调整产业结构，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另一方面，原有产业转移走了，新的产业如果没能马上续接，就有可能意味着财政收入减少、就业岗位萎缩甚至出现产业“空心化”，经济增速因此减缓。无论哪种结果，都是人们不愿意看到的。
然而，产业转移源自客观经济规律。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要求沿海地区有序推进产业转移；资源能源和土地等要素制约，也要求沿海地区有序推进产业转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要求沿海地区有序推进产业转移。这就要求沿海地区积极面对，牢牢把握产业转移的主动权。
面对产业转移，一些地方最大的顾虑就是产业“空心化”。之所以出现这种顾虑，是因为人们对产业转移缺乏深入的认识，不知道如何掌握产业转移的主动权。
我们看到，在上一轮国际性产业转移浪潮中，发达国家的企业虽然将其工厂转移出去，但对这些工厂的控制力丝毫不见减弱。发展中国家承接了产业链中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制造环节，而附加值较高的环节仍然留在发达国家。
就企业而言，产业转移并非等同于产业“空心化”。工厂可以搬迁，但企业总部对技术研发、品牌管理、资金管理、质量监控、物流、销售等的管控工作不会削弱。这就好比放风筝，风筝放飞上天，但线绳仍牢牢握在手中。掌握了产业转移的主动权，工厂虽然搬迁走了但企业对主业的控制力丝毫不会减弱。
近年来，沿海一些地方在掌握产业转移主动权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举措。例如，苏州工业园区将园区开发模式成功地复制到苏北地区，建设异地工业园，不仅解决了苏州工业园土地有限，一些项目要不到地无法落户的问题，也将多年的发展经验直接“移植”到资源相对丰富的苏北地区，帮助苏北地区加快发展。江苏省还将这种模式在全省推广，作为促进苏南苏北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又如，上海市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跨国公司将其中国总部或亚太总部设在上海。截至2010年底，落户上海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已达301家、外资投资性公司210家、外资研发中心317家。这些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以上海为指挥中心，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产业转移和布局，有效提升了这些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以英特尔公司为例，尽管已将其原来设在外高桥开发区的英特尔产品(上海)有限公司搬迁至成都和大连，但其投资2.7亿美元的中国总部，以及投资3900万美元的研发中心和贸易公司非但没有撤离还增加投资，因而增强了设在上海的中国总部的控制力。
浙江的实践也很有说服力。据来自29个省级浙江商会的不完全统计，600万省外浙江人在省外共创办各类企业26万多家、各类专业市场2000多个。省外浙江人在全国投资总规模超3万亿元，其中从浙江输出的资本约1.3万亿元。浙商在跳出浙江、发展浙江中，不仅延伸了浙江产业链，推动浙江产业梯度转移，还促进了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为区域协调发展作出了贡献。随着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部分浙商开始了“回归工程”。据浙江省委政研室调查，2006年以来，在外地的浙江人回浙投资办企业达2470多家，投资总额900多亿元。
这些地方的成功做法，为我们提供了借鉴。实践表明，对发达地区来说产业转移不可避免，应该积极面对、主动引导。掌握了产业转移的主动权，不仅不必顾虑产业“空心化”，还能在产业转移中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转型升级。(万建民)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