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城区向东便可到达的通州，是北京乃至全国小产权房最为兴盛的“区域”，在这里，严厉调控的政策环境之下，一条小产权房二手流通买卖的地下链条，已经成型。一项从头到尾都无法受到法律保护的交易行为，何以能够成熟运转多年？中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实际上在这其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6月12日《中国经营报》)
从天安门出发到通州的太玉园和月亮湾晓镇两处北京最知名的小产权楼盘，谷歌地图给出的自驾车公路数是29.3公里，理论时间37分钟——实际上，在上下班的高峰期出现，也许需要至少一倍到两倍的时间。小产权房存在于北京的前提是有市场需求，买不起产权房的又不想离开北京的人无奈的选择，价格杠杆决定了用产权所有、上下班时间来换取生活、工作在北京的权利。
北京的概念是宽泛的，北京的农村也叫北京。1997年通州撤县改区，通州并入北京城区的版图内，却依然无法“消除”农村的痕迹。毗邻北京，甚至就是“北京的一部分”，“小产权房经济”最终成为通州农村“特色经济”的选择。
广袤的通州农村除了土地就是平坦的土地，很适合发展房地产，最重要的是，蓬勃发展的房地产市场给了农村政权管理层们诸多暗示和提示，手中资源变现最快的是卖地、盖房卖房。此前经历的迷惘期是，守着北京受穷，扛着锄头看着北京城里的灯红酒绿，北京农村依然和中国的大部分农村一样，相比城市生活依然处于穷困、无助的状态中。
主流舆论对“小产权房能够在北京农村生存下去并且呈愈演愈烈之势”地抨击，只看到了小产权对商品房市场的影响和购买小产权房人的利益保障，却对农村经济的现状视而不见；一味地认为“小产权房的地下流通缘于农村基础政权的‘撑腰’”却没有人从更多的角度关注中国农村经济仍然置于传统的管理方式之中，并影响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进程。
1935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费孝通在自己家乡苏州吴江的开弦弓村(学名：江村)做了一次为期一个多月的田野调查，之后，费孝通将考察报告整理为其在英国留学的博士论文，中文译名为《江村经济》。此次考察是费孝通被姐姐费达生创办的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所吸引，尽可以看作是中国乡村经济、乡镇工业早期范例的社会学解读。知识分子对农村经济关注的传承，呈现的是时有时无的状态，可以认为是历史使然，也可以被看作是知识分子发声与失声的更迭。
1980年代以降，朝气蓬勃的乡镇企业曾经创造出珠三角经济和长三角经济的奇迹，二、三十年间迅速形成的具有代表性的岭南、苏南农村经济模式并没有被复制到北方的大部分乡村中。中国当下的农村经济依然是依靠出卖资源性发展的模式牺牲了“可持续”换来了农村“急迫富有愿望”的实现，任何一种脱离现实语境的责求都是违背人的本性需求和农村经济发展自觉愿望的本性。
“中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被视为最为民主的管理制度范式，政权产生是来自村民的直选。小产权房的用地、建筑、出售乃至物业的每一个经济环境中，政权组织及其代言人与村民之间的利益纠结是不可避免的，但有一点是农村中的各类人士能够达成共识的——在没有乡镇工业从根本上改变村民收入结构之前，小产权房创造的经济价值能够取代其他农村经济形式是显而易见的，短、平、快的房地产市场法则对冲击农村经济是无往而不胜的。
中国城市边缘的小产权房问题的本质是边缘城市人群的经济边缘化问题，考察农村对小产权房的态度和初衷，复杂不是农村“人”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执行的态度，归根结底还是没有人关注中国农村经济命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责任编辑：侯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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