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环境政策的制度发展与背景
伴随着环境议题的变迁，环境公共管理也不断演进。在社会环境的刺激下，制度创新不断发展。与其他领域相比，政府对该领域的行政管理仍然不够成熟，环境保护部表现出效能的不稳定性。但在这40年以来，治理和国家干预的方式仍然是清晰可辨的。
1.公共干预：国际化与制度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部门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可以被归结为两个相互交织的进程：制度化和国际化。1971年公众舆论对自然保护的关注，以及环保理念深入知识界推动政府建立了环境保护部。在制度领域，环保部门从其他部委获得了权限，政府职能得到了重新整合，环保部门逐步融入政府内部，尤其是通过行政管理的巩固，在90年代初，制度化进程得以完成。
至于法国环境政策国际化的进程则首先是受到欧洲的影响，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尤为显著。如今，法国大约70%的环境立法都是源于欧洲，自1992年里约热内卢会议以来，环境政策进一步国际化了。
2.制度创新的主要阶段
我们试图对法国环境政策的主要阶段进行划分，从国家干预来看主要有三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预期的政策目标及公众关注度与实际成效往往不一致。每个阶段都伴随着一个目标宏大的干预政策的出现，这经常会带来制度创新，并带来制度的成熟和稳固。
（1）创设阶段：以1971年创设环境保护部为标志。主要工作包括：制度化初步形成；政策的整合（由分散的部门采取不连续的方式进行管理）；开展创造性的工作或创设新的法令、规章等。
（2）巩固阶段：以1990年制定国家环境规划为标志。主要工作包括：区域化（分权），创设DIREN（区域环境协调委员会）；建立外围机构，如ADEME，INERIS和IFEN等；大幅度增加环保部门预算；确立组织发展愿景；开展与环境相适应的经济活动等。
（3）开放阶段：以2007格勒纳勒环境论坛为标志。主要工作包括：创建一个开放的全民参与过程，参与者包括国家、地方、企业、工会和环保组织；推动公共政策变化以及结构性调整，促进气候、能源、绿色产业、大规模建设计划等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3.制度创新的背景
在每一个制度创新的重大阶段，我们都尝试勾勒出当时的背景：包括政治、国际、社会经济、公共舆论、环保运动和媒体。每一个因素都是与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我们的目的并非要确立决定性的因素，而是尝试描绘出总体性的社会历史环境，而这个环境是有利于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的。
从政治背景来看，制度创新在右派（1971年：蓬皮杜，2007年：萨尔科齐）和左派（1990年：密特朗）总统执政期间都曾经出现。然而，总统的导向性话语，无论是打破（1971年）、开放（1990年）、或两者兼有（2007年），都是试图与前一届政府的政策保持距离。后一个因素在环境领域的制度创新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同其他领域中的创新一样。
从国际背景来看，在国际社会颇受关注的环保主题和旋律也都体现在法国国内政策层面上：包括1971年的创设，1990年的复苏，以及2007年对气候变化的强调。此外，法国多次参与联合国环境峰会，也对环境政策有所影响（例如，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会议；1992年的里约会议，和2009年的哥本哈根会议）。英国和美国在1970年设立专门环保机构，极大地影响了法国设立环保部的决定。此外，法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2008年7月至12月），为了进一步巩固信誉，法国必须关注欧洲的根本问题：气候变迁。
在社会层面上，公共干预介入前的时期往往处于低失业率（1971年）或失业率降低的时期（1990年，2007年）。在经济层面上，经济放缓（1971年，2007年）和经济复苏时期（1990年），则是公共干预较为明显的时期。这三个时期的共同点在于经济的稳定，这似乎促使人们关注后物质时代的价值，以及对环境的保护。
从公共舆论来看，自1970年来，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法国公众对于环保的意识在1971年创设环保部的时候达到最强。随着民众对于自然资源保护关注度的增加，公众舆论对于环保的概念也逐渐清晰。在1990年到2007年又出现了新的高峰，这对环境制度的创新产生了促动作用。
在社团协会的领域，环保社团的动员和倡议都有利于为制度创新营造有利氛围，促使制度作出回应。同时，这些组织结构也能够疏导抗议行为所产生的压力和不满。从政策上来看，1989年绿党在国会得票数的提高有利于促动时任国务秘书长的生态学家布里斯·拉隆德（Brice Lalonde）所提议的国家环保规划。在这三个时期，环保运动的影响都在政府政策的中有所体现。
媒体在生态思想的演进中居于核心地位。从20世纪50年代起，科学家（Roger Heim, Rachel Carson, John Dorst）开始敲响警钟。到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知识分子（(Ivan Illich, AndréGorz, Jacques Ellul）逐渐发展出以生态方案代替资本主义的理论。自1990年代开始，传媒界人士（Nicolas Hulot, Al Gore）大力推动将解决方案系统性地纳入制度体系。
此外，生态危机和民意调查的结果紧密相连，它对政治议程的影响似乎比制度创新的影响还要大。以上所讨论的环保运动和媒体，通过直接影响公共舆论，从而间接但十分重要地影响了政策创新。环境部的设立便是其最突出的体现。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