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拉希尔·拉克霍 埃德温·扎卡伊著 郑寰 潘丹摘译
从中长期来研究环境政策，能够观察到它大致的演变趋势。在这个角度下，我们力图阐明以下问题。法国40年的环境政策有哪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如何确定它的动力和障碍？法国的变化是如何融入欧洲和全球化背景的？它在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挑战？
许多对环境政策的评估往往只是通过对环境现状进行研究，或者依据专家对固定时段的分析便得出结论。本文试图融合多学科的科学研究和经验成果，同时考虑40年社会发展的背景。我们将通过历史的方法，涵盖随时间变化的环境、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因素，从而凸显出环境发展的主轴。
本文的第一部分我们将阐述40年来环境问题的变迁。这种全局性的观察能使我们同时考虑国际与国内的变化趋势。第二部分，主要探讨制度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尝试勾勒环境是如何成为政策议题，制度创新的主要阶段及与之相联系的社会背景。第三部分主要讨论法国的大部制改革与环境政策的发展，以及随历史演变的国家干预政策和环境治理机制。
一、环境议题的转变
在过去的50年内，由于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环境污染问题明显加强，气候变暖、臭氧层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酸雨蔓延、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等问题日趋严重，逐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环境与经济、健康、能源等领域的关联性研究越来越深入。
同时，法国环境政策也是国际社会变迁的组成部分。联合国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不断通过国际公约、科研合作计划等形式加强协调和合作，以更好地应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挑战和危机。在这40年里，一方面，人们认识和对待环境问题的观念发生了转变。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问题也在逐步加剧，环境问题的内在化与一体化趋势逐渐显现，并在技术创新以及政治过程和政策工具中都有所体现。
1.法国环保政策的演进趋势
法国的环境保护政策从1971年开始确立，并成立了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最初主要是针对很多具体领域进行了立法，如水保护，环保设施，自然保护，废物管理等。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出现，环保政策逐渐覆盖公共活动和公共政策，以确保其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同时环境与健康、环境与经济的关系研究也得到了加强，公众的知情权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强调。
1987年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Brundtland）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这一定义得到广泛的接受，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取得共识。从此以后，公共政策不仅需要保护环境，而且还要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法国迄今已发布两个《可持续发展战略》，涵盖了10个领域的500多项行动。为了更好地执行该战略，法国成立“可持续发展部际委员会”，负责该领域的政策定位；成立“可持续发展国家咨询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战略，并予以评估。
法国《环境宪章》第一款规定“人人都有权利生活在稳定的并有利于健康的环境中”。2004年法国首次实施了《健康与环境国家计划》，该计划旨在扩大政府职能，更加全面综合地考虑公共卫生领域的问题。1998年法国成立“经济、环境和计划委员会”，一是评价环保措施对经济的影响，二是通过经济手段鼓励经济主体减少污染。在法国，环境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首先体现在通过法律手段禁止和限制污染行为，而近年来环境经济的发展使得环保措施更加多样化。此外，信息公布和公众参与的原则在20世纪90年代在法律体系中已予以确定。1995年2月2日涉及环境保护的法案，建立了“公众辩论国家委员会”，并在其第一款强调“参与的原则：公民应该有得到环境信息的渠道，包括与危险物质或危险活动相关的信息”。2002年2月27日法案使“公共辩论国家委员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管理部门，其权力得到了加强。
2.环境与经济关系的观念转变
米德的第一次报告（Rapport Meadows）（1972年），以及布伦特兰（Rapport Brundtland）（1987）报告，可以视为世界范围内环境与经济之间关系发生转变的象征性标志。在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对环境和经济的看法是分裂的：经济被视为是一种对环境的威胁，而环境则被视为对经济的约束。乔治·蓬皮杜政府的政策从根本上立足于发展法国工业。然而，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却撼动了法国高度依赖能源的制造业发展模式。从格鲁松（Rapport Gruson）报告开始，反对浪费的政策通过各种节约措施和初级原材料的循环利用开始实施和执行。正如首次法国环境报告（1976）指出：“经济危机并非让我们质疑环保政策的合理性，恰恰相反，它让我们注意到它的实效性与必要性。从此以后，正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量，更是应该珍惜自然资源，也意识到他们真正的价值。”
然而，直到里约热内卢会议（1992年），传统政治范式，即认为经济发展优先于环境保护的模式才部分地受到可持续发展替代性挑战。伴随着1995年的巴尼耶法案（Loi Barnier）的颁布，法国才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主要目标。事实上，传统政治范式在许多国际报道和新闻报纸中都可以观察到，这种观点认为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没有生命力的。虽然米德报告仅仅考虑到了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但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则更多强调了正面影响，例如生态产业的出现，以及将环保纳入经济产业，这些都构成了生态现代化的逻辑。
同时，与生态主义的衰落相伴随，生态理念也在西方国家的民众中不断扩散，从富有争议的少数人支持的共识，进一步发展成为广为接受的理念。大约在60年代末，基本物质需求的满足引起了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如对自然环境的关注。但是，人们对环保价值的理解却仍然是肤浅的，消费社会的理念仍旧根深蒂固，环境教育也还缺乏整合。因此，蓬皮杜总统在1970年提出的“创建和传播是一种环保道德”的抱负仍远远没有得以实现。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这10年间，政府主要聚焦于地方或区域的污染问题，例如某些地区的酸雨污染。大约在80年代末，臭氧层空洞所带来的环境挑战，首次激发了国际社会采取联合行动。世界层面的环境议题逐渐凸显：生物多样性、转基因、气候变化。由于环境影响的复杂性、不确定性、科学和不可逆转性，这些问题需要进行更为详细的解答。例如，如何将自然管理从保护地方性的动植物，发展为区域性的具有生物多样性的生态网络区域规划，直至具有生物多样性的全球机制。伴随着污染地域的扩大，空气污染物减排的复杂性也逐步增加。环境污染从简单通过给烟囱安装过滤器就可解决的地方性问题过渡到区域性的酸雨和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问题，这便需要达成国际协议并在国家层面进行跨部门的协作。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