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收入倍增”从表象来看，当然是国民收入的切实提高，但究其本质，是一个国家如何持续提升其国民福祉的问题。关键是我们能否让国民收入保持一定的流动性，让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低。
●减少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为农民盘活手中的土地创造可能，提高农村劳动者普遍受教育水平，这些都是政府缩小城镇收入差距过程中重要的政策着力点。
●主持人：陆铭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嘉宾：李实 （北京师范大学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袁志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陆铭：近来，关于收入分配的讨论很多。不过大家都已经有了一个初步共识：无论下一步我国的收入分配改革将如何推向纵深，相关的举措都会成为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中重要的一环。而在此过程中，能否确切把握我国的实际情况非常重要。李实教授是我国收入分配研究领域的权威教授之一，您怎么看这些年来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过程？
李实：虽然以往世界各国都有不少收入分配改革方面的经验，理论层面关于收入分配也有很多经验性的结论，但要想真的揭示中国就业和收入分配、收入差距变化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还是要讲中国的经验，然后拿出对策。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就是要通过扎实的数据分析，揭示出以下四大方面的现实状况：我国失业与劳动力收入差距之间到底具有怎样的关系？农民工就业，是否会对城市劳动力收入水平、收入差距产生影响？这些年来，城市就业结构和工资差距发生了哪些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什么？
这些年来，我国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个不争的事实。但只有摸清了以上几方面的具体情况，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和对策，才有了扎实的基础。
陆铭：对于以上这些核心课题，您如何判断？
李实：我们有以下几个基本判断可供大家讨论。首先，统计数据表明，失业是导致我国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其中，失业率越高的城市，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越低。而失业本身对于低收入人群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其对高收入人群的影响。
其次，有足够的数据表明，在就业方面，外来人口对当地劳动力不产生替代性。事实上，在我国的一些大城市中，外来劳动力和当地劳动力分属两个不同的市场。所以，外来劳动力对当地劳动力的就业、工资的影响非常有限。相反，外来人口比例越高的城市，它的平均收入越高。当然，这同经济发展的集聚效应有关，也同一个城市的具体发展阶段有关。一般来说，伴随着一个城市的不断发展，外来人口与当地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呈现收敛态势。
第三，这些年来我国就业结构上的变化，也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因素。从1988年以来的数据表明，如今行业间的收入差异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贡献越来越大，而且主要是由一些收入迅速提高的垄断行业造成的。同时，区位、教育、所有制和职业类型，以及是否有第二职业，对收入差距的贡献也在提高。而是否完全就业和年龄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有明显下降。
第四，在过去30年中，我国农民的收入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尤其是近年来，政府在转移支付、惠农政策方面推出了有力举措。不过，对于农民收入增长贡献最明显的，还是外出就业。在一定程度上，外出就业也有助于缓解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
陆铭：袁志刚教授，您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回国以后，就一直努力将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引入中国劳动经济学研究，您对刚才李老师的分析有何评价？
袁志刚：听了李实老师的分析，我个人也深有感触。中国要想真正实现收入差距缩小，恐怕还是得坚持一个基本理念：所有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才是最根本的国民“收入倍增”之道。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要进一步加快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速度，促进就业增长。
从长远来看，我们还必须思考，如何能够真正让农民获得实惠？除了短期的税收减免和种粮补贴，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惠农政策的目的肯定不在于把农民留在土地上，它首先当然是保障农民的福利，其次也应该促进劳动力的充分流动。
对于一个完整的劳动力而言，他的人力资本，包括他可以享受到的公共产品，尤其是教育。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下一步的惠农政策和收入分配改革，应当包括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包括思考农村青壮年的培育问题。在这些方面不管投入多少都是值得的，也有利于我国劳动力人群整体素质的提高。中国最大的禀赋就是劳动力。只有我国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了，才有国民收入、国民福祉从整体上实现增长的可能。
当下，一方面，亟需打破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和产品市场行业垄断；另一方面，减少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为农民盘活手中的土地创造可能，提高农村劳动者普遍受教育水平，这些都是政府缩小城镇收入差距过程中重要的政策着力点。其中，破除劳动力市场的壁垒，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显然是应该摆在第一位的。因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公平和效率的维护。
陆铭：两位今天的发言，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那就是，“收入倍增”从表象来看，当然是国民收入的切实提高，但究其本质，是一个国家如何持续提升其国民福祉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收入差距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收入差距的成因是否公平。或者说，我们能否建立起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让我们的国民收入保持一定的流动性，让收入差距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降低。简单来说，就是让穷人有变成富人的机会。
综观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收入差距也很大，社会有不稳定的方面，但总体还是和谐的。就因为，这些社会一直维持着较高的收入流动性。所以，对于下一步的我国而言，一个问题十分值得思考：怎样才能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充分竞争，从而让社会中的大部分人都可以拥有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和渠道；怎样才能促使每一个社会个体都以提高自身的能力与素养为荣，愿意为这个社会的融合和进步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本报记者 柳森 根据现场实录整理）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