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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系列述评之1978 1979 1980
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共经历了6次宏观调控，每次宏观调控都针对当时的经济背景，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于1981年最终完成的第一次宏观调控，肩负着它独特的历史使命。
1981年新年伊始，《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民经济调整的巨大任务》的社论。这篇社论的指向很明确，针对自1978年以来国民经济中的过热现象，必须以政府全面干预的形式使其迅速降温。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宏观调控的大幕由此拉开。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国人民受到鼓舞，经济建设热潮在各地迅速展开。但是，“大干快上”式的建设热情与冲动也直接导致了宏观经济过热的现象。
当时的经济过热情况主要表现在5个方面。第一，经济增长过快与供不应求的矛盾；第二，投资过热和投资品价格上涨。由于投资超出了计划，计划外产品供给相当一部分是高于计划价格的议价产品，从而抬高了物价指数；第三，财政出现赤字。从1978年的财政节余10.1亿元到1979年财政赤字207亿元，基建投资迅速增长导致财政支出大大增加；第四，外贸出现较为严重的赤字。为了满足国内投资需要，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扩大进口，1979年出现外贸赤字11.4亿美元；第五，消费增长和物价上涨。为提高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政府增发了工资、奖金和补贴，促使社会购买力快速增长，以致供不应求的状况更加严重。国家因此调高了多种产品的价格，1980年商品零售价格上涨率达6%。投资和消费增长导致通货膨胀严重，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物价上涨的第一个高峰。
其实，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中央就曾提出，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基本建设必须积极地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不可一哄而上。1979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同年4月，在专门讨论经济问题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用3年时间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实行新八字方针，即“调整、改革、整顿、提高”。
但此后两年中，从中央到地方对调整的认识并不统一，贯彻执行不力，基建总规模没有退下来，地方和企业财权扩大后盲目上项目，财政大量赤字，货币发行过多。基于上述情况，在1981年对国民经济进行进一步的大调整成为必然的选择。
从结果来看，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通过一系列对非国有经济的抑制措施，有效地控制了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向，避免了因过热而可能出现的种种动荡和不安。不过，这次调控也使处于萌芽阶段的乡镇企业和个体户感受到了一次阶段性的寒流。
第一次宏观调控是一次老体制转型期的调整，也是一次针对经济过热现象的被动调控。在调控过程中主要采用的是“三大调控手段”之一的行政手段（另外两个是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对投资和消费实行力度较大的全面紧缩，最终使1981年经济增长率回落到5.2％。
在改革开放30年中，由于我国的国民经济是在改革中不断发展的，因而，在我国的宏观经济波动中既有经济周期性因素，也有经济转轨时期经济体制的因素，第一次宏观调控进行的原因更多地源于后者。它反映了从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旧的计划经济向新体制建立的时代特点，是国家计划从偏重于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逐渐转到搞好宏观调控上来，从对经济的直接调控转到间接调控上来的一次重大实践活动。
回顾和总结第一次宏观调控面临的问题、经济运行和经济体制的阶段性特征，以及宏观调控政策的特点，对于此后我国采取的历次宏观调控政策具有启示意义。从原来的定指标、分投资、批项目、分物资转到抓大事、谋大局、促进经济发展，宏观调控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单一手段到多种手段综合运用，从全面紧缩到适当的“控速降温”，政府的宏观调控全方位成熟起来。而今天的成熟，无不是自包括当年第一次宏观调控在内的历次宏调经验中积累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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