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背景下，我国农民收入水平呈现出持续提高的态势，收入来源也表现出渐趋多样的特征。然而，从增收幅度和群体比较的角度看，农民收入快速增长仍存在两个挑战：一是农民收入增长速度存在着明显波动，某些阶段甚至出现了低速状态下的持续徘徊；二是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在波动中相对拉大的趋势。
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必须高度关注并有效化解农民收入增长徘徊问题，将探求农民收入快速增长机制放在战略高度进行审视。农民增收关系到农产品供给能力和农业安全，关系到农产品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动，也关系到农民生产生活两个层面的需求能力。经济增长的终极意义是提升社会成员的福利水平，促使不同群体相对均匀地分享增长成果。我国经济建设具有解放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正义和谐的两重使命，加速农民收入增长、缩减城乡收入差距还具有社会价值层面的意义。
加速农民收入增长意义重大，然而如何才能实现增速的持续提升、确保农民收入不徘徊？解答此问题应考虑农民增收的背景和结构。从背景来看，当前我国的市场化体制转轨继续推进且渐趋深化，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功能不断凸显。由此，加速农民收入增长不能将基点放在政府外部的“输血”，而应强调农民内生的“造血”功能增强，政策实施也应为此创造外部环境。
从结构来看，农民收入主要源于四个部分：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其中，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主要来源。要持续地提高农民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就要从提高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增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这几方面着手。具体而言就是，要持续增强对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通过实施农业补贴和农业保险来弥补农业弱质性，依托机械和生化技术供给增加来推动农业技术进步；通过完善市场信息服务体系，提升农民发现市场、应对变动的能力，并通过营商环境改善为农民进入非农产业提供条件；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按照自愿有序原则引导农业生产向集约化方向转变，发展符合“农有、农治、农享”等基准的专业性合作组织，依靠组织力量来节约农民的市场交易成本，增强农民的市场谈判能力。
近年来，工资性收入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东部地区工资性收入甚至已成为农民增收的首要来源。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取决于农民在非农产业的就业和薪酬状态。为促进农民的就业，应推进以产业集群为核心的城镇化和服务业发展，尤其要通过财税金融、产业政策等改革深化来优化民营企业经营环境，不断凸显民营企业在就业创造和劳动吸纳中的基础作用。而要增强农民的劳动供给能力以及薪酬谈判能力，应通过完善教育培训制度增加对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继续凸显职业教育对农民非农化流转的促进作用。为了降低农村劳动力跨行业、跨区域流转的成本，则应以中小城镇为突破口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探索农村人口异地流转的社会保障置换方式，在改革可控背景下持续拓宽城镇社保体系的覆盖范围。
在现有的农民收入结构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占比虽小，但作用不可忽视。就转移性收入而言，当前我国工农关系已从农业剥离转向农业扶持，应按照“少取、多予、放活”原则增大“三农”的转移支付力度，在经济层面要增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产品的投资力度，在社会层面要增大对农村基本教育、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就财产性收入而言，除了拓展农民财产配置的选择空间，更重要的是在执行层面“硬化”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和收益权。唯其如此，才能更好地夯实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