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以来，我国不少地区都出现了农民工的用工荒，和发达国家还在经历经济危机造成的高失业率形成了鲜明反差。这究竟是经济率先复苏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上涨，还是人口红利真的正在消失？所谓“刘易斯拐点”在中国是否出现？记者就此采访了长期研究劳动力问题的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
长期的劳动力供求变化，以及经济复苏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值得我们注意
文汇报：您长期跟踪研究人口和劳动力问题，眼前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农民工用工荒问题，您怎么看？
答：我认为，随着农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挣钱的压力正在逐步减小，加上春运高峰的影响，金融危机前其实已经出现了农民工提早返乡、推迟回城打工的端倪。因此，当前的用工荒现象具有一定季节性，预计不久后会有所缓解。
然而，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的长期劳动力供求变化，以及经济恢复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值得我们注意。
文汇报：我们知道，为保就业、保增长，去年以来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它对劳动力市场究竟产生了哪些影响？
答：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首先是有效保持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也促进了就业再就业。一揽子刺激投资政策更创造出了新的就业岗位，刺激性投资与往年的常态投资结构相比，多创造了14.6%的就业岗位。
同时，刺激性投资与以往的投资结构相比，制造业从占全部投资的45%下降到只占7%，而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占大头，建筑业投资从46%增加到76%，服务业从9%增加到17%。农民工因而增加了就业机会，就业结构得以调整。
此外，刺激性投资和产业振兴计划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加上金融危机前和金融危机过程中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使得中西部就业岗位增加。
文汇报：除了经济刺激因素的影响外，我国的劳动力结构是否也在发生变化？
答：劳动力供给的基础是劳动年龄人口。在经济高速增长期，中国整体上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即劳动年龄人口高速增长，其占总人口的比重迅速提高，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
但是，2000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开始迅速减缓，年均只有1%略强，并预计在2015年转为负增长。目前城市经济增长所需劳动力供给主要来自农村，由于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也在减慢，外出农民工数量在金融危机前就逐年减少。据估算，农业剩余劳动力已接近于吸纳殆尽，到2015年，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年龄人口，与城市新增数量持平，此后劳动年龄人口呈现负增长，比总人口负增长提前10余年。
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制度性分割妨碍了劳动力市场自发调节。虽然劳动力流动今天已是普遍现象，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还不能把打工地当作永久居住地，不仅经常性、季节性地返乡，还把农村作为养老归宿。这样，劳动力市场就形成了地理上的割裂：劳动力需求在沿海地区和城市，劳动力供给在中西部农村。这种分割妨碍了劳动力市场发挥自发调节供求的功能。
只要应对得当，伴随用工荒现象的普遍出现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经济社会将发生积极变化
文汇报：根据您对用工荒现象的分析，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新阶段，所谓“刘易斯拐点”正在出现？
答：从用工荒的成因看，的确代表着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总体上劳动力供求关系已发生变化，同时应对金融危机措施最终满足农民工就业需求的情况下，一旦出口恢复，大批订货产生大规模用工需求，用工荒现象自然就出现，因而不必忧虑。
从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为一元经济或均衡的经济结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消失。“刘易斯拐点”，说的是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导致工资水平上涨，经济发展随之进入新阶段的转折点。它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劳动力的绝对短缺，也并未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但却是通向新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
文汇报：这一拐点的出现对中国是好事还是坏事？
答：只要应对得当，伴随用工荒现象的普遍出现以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中国经济社会将发生一些积极变化：
首先，收入分配状况将明显好转。用工荒反映的正是普通工人的短缺，因此，当雇主提高工资时，首先获益的就是普通劳动者和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农民工。实际上，从2004年首现民工荒后，农民工工资正逐年上涨，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的2008年和2009年，农民工实际工资上涨率都超过10%。而一旦把农民工收入完整计算在内，城乡收入差距可能呈现缩小趋势。
同时，产业升级将逐渐发生。随着工资水平提高，沿海地区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失去比较优势和竞争力，产业升级势在必然，产业向外转移的速度将加快。中西部地区仍将保持一段时间工资相对低廉的优势，可以承接沿海地区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渐成为新的制造业中心，并以此支撑国际竞争力。因此，以用工荒为契机，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和转移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承接，将共同完成产业结构优化的任务，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其次，新制度需求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用工荒标志着劳动力逐渐成为稀缺生产要素。为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足，企业和地方政府都将采取一定手段争取劳动力，包括改善农民工的工作生活环境、提高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的覆盖水平、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降低农民工的城市落户门槛，以及运用集体工资谈判等劳动力市场制度调节劳动力供求、改善劳动关系等。
文汇报：您刚才用了一个词“应对得当”，那么，如何才算应对得当？
答：把用工荒转化为加快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机遇，关键在于创造政策条件，把缺工压力转化为劳动者报酬提高的契机、地方政府改善公共服务的激励、东中西三类地区产业升级、转移和承接的动力，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的新起点。
文汇报：创造政策条件，政府是主角。政府究竟应该怎样扮演好这个角色？
答：首先就应该加快提高以农民工为重点的社会保障覆盖率。农民工是否被社保覆盖，对他们的就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那些参加了社保项目的农民工，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程度要轻得多。可见，无论是为了应对劳动力短缺还是周期性就业冲击，社保的覆盖水平都可以发挥积极的稳定作用。
其次，要运用法律手段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形成工资提高的正常机制。“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也是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库兹涅茨转折点”到来的推动力。发达国家早期的经历显示，“刘易斯拐点”到来后，工资逐渐转向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共同决定，能改善劳动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提高社会和谐程度。政府应恰当运用最低工资制度和工资集体谈判制度，加大劳动法规执法力度，促进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合理提高。
第三，利用市场机制推动中西部地区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总体来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很高，中西部地区剩余劳动力转移尚有潜力，劳动力价格相对低廉。因此，应创造良好政策环境，加快这些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步伐。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过重的政府主导和投资驱动色彩，资本密集程度提高过快，违背了这些地区的资源比较优势。因此，要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需要更多地利用市场机制，政府则转向社会建设领域，着眼于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还有就是通过深化教育和加大培训力度，解决技能型人才短缺问题。目前的用工荒，也有其结构性特点，除了技能型工人短缺，企业仍然存在的对年龄和性别的选择，实际上也与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有关。此外，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整体上随年龄提高而受教育水平下降，使得延缓退休等政策难以出台。改变这些都有赖于教育和培训的加强。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