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人民日报》一篇文章《权威说法必须“对接”公众感受》，再次谈到上周的热点话题之一：北京空气质量。文章说：“北京连日大雾，不仅遮住了蓝天，也增加了焦虑：空气污染程度究竟是轻是重？‘雾天不等于污染天’，北京空气质量‘自己与自己比有进步’。北京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回应，在网上引来广泛讨论。而来自不同机构的几项相距甚远的统计数据，更将这种讨论推到了激烈的程度。”
昨天的《环球时报》，也刊登了中央电视台《今日观察》评论员刘戈的评论《是谁制造了“空气特供”》。文章说：“由于采用更加精密的测量方法，美国驻华使馆测出的北京空气质量与中国环保部门公布的数据产生分歧。在以往秋高气爽的季节，今年迎来的却是连续多天的雾霾天气，饱受空气污染之苦的市民们自然高度关注这种差别的奥妙。这种本来属于科学技术层面的争执，因为其中一方是美国驻华使馆，又让这种关注加入了政治色彩。”文章接下来谈到美国《纽约时报》近日一篇报道把北京空气质量与中国的“特供”现象捆绑在一起并加以驳斥。《纽约时报》那篇报道中说：“普通的北京市民即使羡慕嫉妒恨到极点，也有一点可以聊以自慰，在污染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们呼吸到肺里的空气和那些高干们、权贵们呼吸的并无不同。这种想法看起来并不完全准确。事实是，许多高干的家里和办公室中都装备了一流的空气过滤装置。”《纽约时报》报道的依据是中国公司远大集团在官方网站宣传其空气净化器时特意强调，在许多高级官员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都配备了他们的设备。
现在要评论一件事情，最好是像赵本山、范伟演的小品《卖拐》，一五、一十、十五、二十……从头往下捋。即使如此，也可能捋着捋着捋乱了，还要从头捋。否则，一定是各说各话，难以求同存异。
先说美国驻华使馆监测北京空气质量。他们测的结果与北京环保部门公布的结果不同很正常。因为北京市民即便不采用“更加精密的测量方式”，凭着个人身体直接观感，也觉得环保部门的说法有些问题。这就是《人民日报》评论文章所说的“权威说法”与公众感受存在差距。
据我分析，或我的判断，美国驻华使馆公布与北京环保监测不同的数据，主要目的还很可能不是为了给社会主义中国首都的空气质量抹黑，而是为了使馆工作人员自己拿到更多的健康补贴。把北京的空气质量“测”得越差，健康补贴可能越多。我听说一些跨国公司在京总部也有这种情况。美国驻华使馆是否如此，那还需要小心求证。
我还估计，尽管美国驻华使馆的测量方式“更加精密”，但他们所说的“北京”与北京环保部门所说的“北京”有大小、区域之分。换句话说，北京环保监测是全市大范围监测，包括远郊区县，然后得出平均值。美国驻华使馆很可能在使馆周边搞一点监测，也不排除为了弄到更加有助于申请补助的数据而在几个污染较为严重的局部地区设立监测点。要比较两组统计数据的真实准确，必须在相同时间、相同地点、相同范围并且使用相同测量工具和相同标准，不然的话，很难得出最接近真实准确的结果。统计数据是可以撒谎的，在这方面，我一直坚信美国人是“老大哥”，而中国人则是“小弟弟”。
《纽约时报》的报道把北京天气与中国老百姓最为反感的特权、特供联系起来，确实是显示了记者的“政治敏感”和“春秋笔法”。可惜，仅仅用远大集团网站宣传其空气净化器产品的资料来支撑报道，又显得美国记者还是缺乏专业精神。且不说中国一些企业推销产品极爱与“领导专用”、“国×”、“皇家”等上挂，我还亲眼见到个别中国企业家与美国名人政客包括布什、奥巴马的合影，用来说明自己的国际身份。中国老百姓大多对此半信半疑，并非人人都坚信不疑。空气净化器这个东西是西方舶来品，最初可能也是西方国家“高干”们、贵族们家里或办公室中的装置，谈不上中国的发明。我一向以为这个东西好处不多，坏处不少。姑且不论空气净化器本身也可能造成新的空气污染，即使真的能够把外面空气过滤到与家里、办公室中的空气完全两样了，“水至清则无鱼”，那不是使从家里、办公室里外出的人们更加不适应了？再者说，如果安装这玩意儿能够解决空气污染，那么，大使馆安装一套不就得了，又何必监测空气质量、申请健康补助？《纽约时报》记者应当先打个电话到自己的使馆采访一下，他们是否使用并相信空气净化器。
说了以上这些，不是为了证明北京的空气质量比奥运会前没有退步。奥运会前多少“黄标车”禁行、社会车辆分单双号、党政机关70%车辆停驶，现在这些车大部分都跑起来，近3年又新增加多少车辆？奥运会前，全市所有施工基本完全停止，现在又到处是工地。今天早晨我从朝阳门南小街走过来，看见几公里路的便道重新铺砖，到处是沙土灰尘。倘若一阵风刮来，又会给北京“贡献”多少颗粒物？我就琢磨着为什么不能一段干完打扫干净再干一段，而非要全面开花、四处扬尘？这是个管理问题，暂且不说了。一个车辆增加，一个工地扬尘，你说北京空气质量“自己与自己比有进步”，那不是瞪着眼睛说瞎话？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