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北京之后，上海广州南京等地相继出台或通过住房限购细则，毫无例外地均与户籍挂钩。同一项公共政策，却因“本市户籍”和“非本市户籍”的不同，而体现出不同的政策取向。（《新京报》2月20日）
各地出台的限购细则均与户籍挂钩，实施内外有别的处置方式，背后体现的是户籍制度牢不可破的存在感，同时也反映了地方政府在处理公共事务的时候，有着强烈的“看户籍下菜碟”的行政惯性。我们面临的现实是，即使在消除户籍壁垒上升为主流理念的今天，一旦行政需要，户籍制度亦可得到毫无顾忌地强化和践行。
从目前的情况看，地方政府在出台限购细则的时候，对于户籍制度的倚重是不加掩饰和不以为非的。因户籍的不同而体现出的不同的国民待遇，既把“非本市户籍”居民的权利打回了原形，也裸陈出地方政府致力于消除户籍壁垒的有限诚意。
限购细则当前，限谁不限谁，又怎么限，地方政府从一开始就直奔“内外有别”而去。可是，就一项公共政策的本义而言，其理应具有统一性和普适性，实不应具有“格外开恩”或者“苛严对之”的区隔。而毫无合理性的区别对待，绝不意味着“尊重现实”，而是地方优待主义的习惯性发作。
众所周知，户籍制度早已是不合时宜的历史遗产，无论什么样的理由，都不能继续涵养其存在下去的根基。如果地方政府有心消除户籍壁垒，它们应该做的恰恰是以一视同仁的限购细则，宣示别无二致的公民权利和国民待遇，并由此出发将消除户籍壁垒的进程推进一大步。但事实如我们所见，限购细则带来的却是户籍歧视。
“非本市户籍”面对的是歧视，而“本市户籍”赢得的是特权。各地出台的限购细则在此分明体现出其“限外”甚至“排外”的诡谲色彩。可以说，这是目前的限购细则所制造的最令人忧惧的制度瑕疵和道德风险。尤其是对于北上广这样的移民繁多、且他们又做出卓越贡献的城市而言，任何对于户籍制度的强化行为，都不啻为对外来人口的始乱终弃。
时至今日，一任地方政府再也不仅仅是本地人的政府，而是在本地生活、工作和纳税的所有人的政府。政府出台的任何公共政策，所投注的权衡和视野，理应照鉴到辖区所有公民的身上，而不能只关照到拥有本地户籍的人群身上。惟其如此，我们的政府才是负责任、有担当、明权利的现代政府，其所出台的政策才能叫公共政策，而非地方性的土政策。
限购细则需要执行，而户籍制度需要弱化。这是两个同时需要得到妥善维护的维度，绝不能牺牲一个从而成全另一个。更何况，二者其实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恰恰相反，倒是可以并行不悖、美美与共。其中的关键问题是，地方政府能否抛弃陈陈相因的行政惯性，以一个现代政府的意识和作为，实现限购与户籍的剥离，并实现各自的目标。这原本就是一个制造善政的机遇，而非一个纠缠不清的麻烦。
（责任编辑：张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