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财贸所、人大经济研究所、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日前分别发布报告，建议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三份报告均认为当前户籍制度造成中国“伪城镇化”，意指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未享受到城市居民待遇。（《新京报》10月5日）
城市化率的迅速提高一直被当作是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社会进步的表征之一，但来自三家研究机构的报告，却不约而同、毫不客气地指其为“伪城镇化”，这几乎是在昭告天下，目前看上去格外亮眼的城市化水平，其实是缺乏根基和相当可疑的，甚至是失败的。
而这种难堪的局面，又与城乡二元分立的户籍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在二者之间建立起合乎逻辑的因果关系，显然有助于于社会，尤其是决策者认识到，户籍制度的坚冰难破，不仅妨害了国民平权，而且已经深度影响了中国现代化的成败与荣辱。
三份报告分别以翔实的数据证明了同一个事实：倘若那些攸关社会全局的基础性事务被有意无意地轻视和悬置，那么我们用心致力于的一切工作都可能是没有前途的，一如熊培云先生的名言，“我们在创造未来，而我们的创造没有未来”。
我们自以为创造了堪称辉煌的城市化速度和水平，殊不知，本质上这一切却是如此的脆弱和缥缈，几乎经不起一点摧折；我们总是耽溺于表象，陶醉于数字的增长，却从不愿意去追问这些数字是否具有坚实的意义。好大喜功和自欺欺人的情绪，习惯性地凌驾于真正的热忱与建设性之上，不绝如缕地制造着诸如“伪城镇化”这样的幻境。
有关数据显示，1978年时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92％，而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猛增至46.6％，是最近30年间世界城市化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显然，单纯一个数字遮蔽了太多的东西，其本身的片面性使它或仅有某种单一维度上的参考性，却无力也不应代表“城市化”的全部现实。
所谓“城市化”，通俗地讲就是农民进城。自1992年以来，我国的城市化率以年均1.19%的速度增长，大约就是每年有1200万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些在短时间内迅速汇聚到城市中来的数量巨大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却普遍令他们沮丧，他们终究不是真正的“城里人”，始终是城市的局外人和匆匆过客，生活无时无刻不在告诉他们，城市不属于他们。
数亿生活在城市的农民工就因为坚硬的户籍制度，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养老等几乎所有人身保障方面，全面被城市无情抛弃，他们无法融入城市，更无力获得尊严和归属感。他们就像一层薄膜一样附着在城市的表面，随时都可能被撕裂，被雨打风吹去。
勿庸置疑，依靠着这样一群人建构起来的城市化，只能是一个动荡不安的城市化，一个充斥着不信任、仇恨、屈辱等情绪的劣质的城市化，以“恶城市化”来描述它可能比“伪城市化”要来得更加贴切。
户籍制度从根源上制造了“恶城市化”，而后者又把所有因户籍产生的不公和剥夺，全部现实化，散落在城市的各个领域，供人们自怜或者自得，讥诮或者愤怒。城市一方面需要吸纳大量农村人口进城以维持发展，但它似乎并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善待他们，户籍改革若干年来踯躅而行，辗转犹疑，难有寸进，除了客观因素使然，主观上的自私亦昭然若揭。这是一场在“在封闭中开放”的城市化进程，其间的悖谬性既是“恶城市化”的肇因，更是我们必须要打破户籍坚冰的缘由。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