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晚，平安夜，20时32分，上海徐家汇路顺昌路口，发生了一起轿车与自行车相撞、并造成骑车者伤重死亡的交通事故。截至12月28日，警方仍在通过张贴告示等方式，寻找该事故目击证人。但蹊跷的是，事故另一方、轿车司机，上海某国企原党委书记、上海房地产经纪协会常务副会长方某，在配合警方初步处理完事故后，获许离开，并赴东北参加一个会议并发言。事故后，方某及其家属、单位未曾以任何形式与死者家属方接触。（《东方早报》12月29日报道）
从事故发生（24日）到媒体采写这条报道（28日），过去了整整四天，警方仍在寻找目击证人，对事故原因、过程、当事各方责任均未确认。这就意味着，不能排除轿车司机负主要乃至全部责任的可能。警方不仅应当积极寻求人证物证，而且有必要利用一切技术手段，复制还原事故现场、揭示真相。
在缺少明确人证的情况下，警方仍能查证肇事司机是否属于酒后驾车、肇事司机报警时间与事故发生时间的时间差（若时间过长，则肇事方就有故意掩盖肇事责任、间接造成受害者伤重死亡的嫌疑）、肇事车辆和自行车损坏程度（判定肇事车车速、是否逆道）等现场勘查情况；经死者家属许可后，还可以通过死者遗体解剖，对其致死伤情的分析鉴定，提出证据。
车祸造成了自行车主死亡的严重后果，细节隐蔽不清，令人浮想联翩，甚至可能引发对骑车上街安全性的普遍担忧。因此，不惟死者家属，公众也都有权了解详细信息。但遗憾的是，死者家属、公众均无从了解，上段所述的证据搜寻工作，警方是否在（已）开展、进展情况。可以说，在抗拒信息公开的前提下，即便存在事故的目击证人，也不敢应告示要求出面说清情况。
没有明确证据，警方当然不能随便限制肇事司机行动。但事件定性尚未确定的情况下，不能排除肇事嫌疑的轿车司机，却有留在本地配合警方深入调查的义务，否则一旦出现对其极度不利的指控或证据，轿车司机很可能拒绝回到上海，抗拒履行刑事责任以及向死者家属作出的民事赔偿责任。
我相信，上海卢湾区警方一定否认是因为方某职业身份的特殊性，才给予其远赴外地出差的便利，多半会提到人性化执法等缘由；但问题是，这种所谓的“人性化”属于单独、偶尔的法外施恩，还是有普遍广泛的实施前例？卢湾区警方是否考虑过，方某事实上享受到的“照顾”，以及拖沓缓慢、隐晦不明的事故鉴定处理，会让死者家属乃至公众产生怎样的感受？如果突然出现对方某严重不利的人证物证，激起更强烈的舆情反弹，警方该如何自证清白？
至于肇事司机方某在协助警方初步调查后，径自离开上海到东北开会、未曾联络慰问死者家属的情况，确实与其在事故中的法律责任无关，然而已足以体现这个人对平民生命的冷漠。
（责任编辑：张秀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