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黔江，一所投资千万元新修的殡仪馆没用过就废弃；成都市投资数十亿元三年两次打造“非遗公园”，旧的办过两次节，就被闲置，然后在附近建新的；北京门头沟区迎奥运时才建的体育中心，如今面临拆除重建……全国各地频频出现“短命工程”，频次极高、浪费极大。(《新华网》11月25日)
报道中点名披露的地方，其相关部门负责人都对工程“短命”的原因做了解释，但这些说辞都是逻辑上站不住脚的：
重庆市黔江区民政局辩称，之所以新修殡仪馆，是因为老馆位于老城区，容易扰民，但没想到城市扩张发展较快，未来几年，新殡仪馆也将出现在城区中，同样会扰民，所以政府决定沿用老殡仪馆。这番解释中避而不谈的是，为什么当地城市规划及其公建配套缺乏预见性？新馆毕竟目前还没有在城区之内，使用一天就可以避免老馆扰民一天的情况，当地领导连这笔账都算不清吗？修完新馆，再决定沿用旧馆，一边扰民，一边闲置，双重损失没有人承担责任。
成都市文化局人士的回答更有意思，如果其所称为真，即旧有的、举办过两次节会的公园，硬件不过关，那么过去举办的两次节会活动，政府的钱花到哪里去了呢？用不合格硬件承办国际国内大型活动，是不是说明当地安全生产监管抓得十分松懈呢？
北京市门头沟区当真缺地吗？是不是真缺到不能保留现有体育中心，就找不到新建场馆所需地方？该区所属其他体育场馆也无完成扩建？如果门头沟区有关部门不能对这几个作出肯定性的回答，那么可以说，其决策并未建立在对辖区常住人口文化体育需求、场馆容纳能力等因素科学调查基础上，草率而极其不负责任。我们甚至不妨问，这样修了拆、拆了修，从长期来讲，让老百姓长年累月没有办法享受到公共体育设施，而只是“观赏”到脚手架，难道地方官员就是这么推动群众体育事业发展的吗？
上述三个例子，以及类型上与之近似、程度可能存在差别、在全国各地频发的工程“短命”现象，很显然，是由其前置的“规划短命”、“责任短命”所决定的。也就是说，尽管许多地方的官员不承认，但为了GDP无所不用其极，反复修建、“修理”城市，在折腾中完成其政绩的原始积累，就是对其施政套路的概括。
问责……果然，在《新华网》的这篇报道中，又出现了专家建议问责“短命工程”决策者、执行者及其他责任人的说法。但问题是，即以近年来媒体公开披露的类似案例来看，“短命工程”的推手，不仅有基层乡镇、县级党政官员，也有级别较高、权责较重的中高层单位，谁来问责谁？会不会出现，规模更大、影响更恶劣的“短命工程”责任人，仗着级别和权力，欺负基层单位和干部的情况呢？
众所周知，要将一个短命工程从规划到建成、拆除(闲置)，不是哪一个技术官僚、机关内设部门小头目所可以决定的，但为什么每次出现事故、公共资金浪费等情况时，只有这两类人出来承担责任呢？这是不是一种惯例、潜行的规则？专家所言的“建立问责制度，加大问责力度”等建议，会不会只变成更严苛收拾“替罪羊”的制度源头？
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问责制度并不复杂，不存在建立完善的技术性难度，我们甚至可以将体制内的多项类似工作机制、部门间制约关系，也称为一种问责的制度设计。渝蓉京等各地“短命工程”的情况告诉我们，单有问责的技术操作办法(制度)，只能换来单兵作战、孤立无援的境地，进而被空置、敷衍。要想问责制发挥效果，必须建立在“阳光政府”特别是阳光财政(全面、深刻的财政预算公开)基础上。让有胆子策划、运作“短命工程”的无良官员受到体制内外的强烈舆论监督，使其肆意套取、浪费财政资金的行为被事前、事中制止而不止于在事后来轻描淡写的“擦屁股”。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