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随着国家统计局发布10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再度较快上涨的数据，农产品价格受到舆论界的进一步关注，大有对政府的“围剿”之势，各地政府随之频频出招来应对。国家发改委的政策还相对理性和客观，比如价格司副司长周望军认为，应该对低收入群体予以补贴，运用财政政策、防止游资进行炒作等政策措施，并通过政策解读使老百姓对物价上涨有清晰的认识，进行理性的消费。福州已经于11月10日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菜价保卫战”，对几种主要蔬菜实施“限价令”，蔬菜的零售终端与批发环节均设指导价，并将超市内所有叶菜类价格全部控制在两块钱以内，赢得了福州市民拍手称快。除福州外，其它各地也均采取了诸多措施来平抑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然而，恰恰是在同一时期，与“菜价保卫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天然气价格调整听证会也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而且依然是“逢听必涨”。在刚刚结束的北京民用天然气调价听证会上，北京上调0.23元/立方米的调价方案得到竟九成以上听证代表同意，甚至还有代表主张上涨0.27元/立方米。据悉，北京的涨价幅度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尚属中游水平，沈阳的民用天然气价格已经从今年11月1日开始每立方米上涨了9角钱，虽然经过近两个月的讨论、征求意见和听证，竟然也顺利获得了最终通过。
一边是“菜价保卫战”，另一边是“气价涨价会”，在同一个时期，各地都在围绕一个“价”在做文章，但不同的是一个是“限价”，另一个却是“涨价”。当然，“限”有限的理由，比如农产品价格上升确实增加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成本，并有可能推高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涨”也有涨的理由，比如上游天然气成本价上涨了。但令人寻味的是，在“限价”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关注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问题，但包括生产、流通和批发零售环节的农民的利益却从没有人提及，在“涨价”的过程中，气价说涨就涨了，而且还使听证会成了为涨价提供民意基础和合理性依据的机制，一向对涨价敏感的民意又在哪里？
对于菜价的上涨，原本就是一个正常的过程，但其危害却被无形夸大了。持续的物价上涨受多种因素影响，比如季节性因素，如南北菜交替、成本较低的露地菜退市等，蔬菜上市量减少和人工、交通成本的增加也都促成了菜价上涨。俗话说“人无横财不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或许正是农民千载难逢的一次增收机会，尽管有些别有用心的调查结论说真正受益的并不是农民，但实际情况却是农民的确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如果将价格平抑下去肯定会对他们不利。实际上，对于物价上涨带来的生活压力，市民完全可以学习一些购物指南或通过适当节约或减少一点消费来规避的，完全没有必要太过敏感。可以预期，明年由于市场的调节作用，蔬菜供应量明年肯定会上升，到那时蔬菜价格下跌、农民利益受损时谁又会去关注呢？因此，“菜价保卫战”折射的其实是农民话语权的缺失。
对于气价的上调，原本是一个不应该的过程，但其合理性却又被渲染得振振有词。比如北京的燃气经营在前年和去年都是盈利了几个亿，上游的中石油更是盈利无数，对于过去一直盈利的企业，应对开采成本的上升，完全应该有能力和有必要开源节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主动消化成本提高带来的压力，不能直接将成本转嫁于百姓，而使自己坐收利润的“岿然不动”。然而正是这样一种情况下，天然气价格上涨的合理性却被通过各种角度渲染得合情合理，即使是听证会上的代表们也是大多举手同意。此次北京的听证会消费者代表徐定茂接受记者采访时曾透露，他在网络上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近80%的消费者认为调价对生活有影响，那么这80%的真正民意在涨价的过程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因此，“气价涨价会”彰显的其实是普通民众话语权的缺失。
农产品和天然气，本来是两类不同的商品而已，但因依托的对象不同，所依托对象的话语权不同，最终却导致了两者命运的大相径庭。在强势和弱势之间，话语权能够决定各自的命运，在利益不断分化的当代社会，由于强势本身天然地就具有话语权，对弱势群体赋予较大的话语权便显得越来越重要。
因此，考虑到公平，或许理想的话语权应该这样分布：对舆论来讲，当强势和弱势产生矛盾的时候，多为弱势说说话，多给强势说说理；对强势和弱势双方来讲，在面对弱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强势能够多一丝理性和宽容，在面对强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弱势能够多一些抗争，如此话语权才会真正公平，进而整个社会也才会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和谐有序。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