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寄予厚望的新《拆迁条例》正在难产的阵痛之中，而强拆却并没有停止的迹象。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对峙中，地方政府失分太多，而被强拆的民众则总是被同情的对象。在这个议政零门槛的微博时代，毫无疑问，这样的舆论呼声对致力于拆迁运动的地方政府构成了很大的压力。面对这两难困境，该怎么办？
从近期的新闻报道来看，能明显感受到，以“个别官员”为代言人的地方政府已经一改以往“只干事不说话”的办事风格，开始频频利用公共平台暗自发力。这样的转变，最早始于宜黄两名基层官员上书媒体，直言“人人都是强拆的受益者”、“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真正令人骇然的是，就在舆论对这种谬论大加鞭挞之际，江西万载县委书记继续火上浇油，声称“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拆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最新的例子是，长春一名拆迁办调研员“教育”前来采访强拆事件的记者，“你应该报道老百姓是如何为难政府、刁难和敲诈政府”。(《城市晚报》11月3日)
雷话年年有，今年特别多。从逻辑关系上看，这几句雷人官话其实都是一脉相承，即假定了强拆是为了发展城市和公共利益这个大前提，所以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凭借这个宏大的主旨而获得合理合法性。问题在于，这个大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城市的发展不是一个虚无的想象，而是当下一个个具体民众的小幸福。倘若眼前的利益都无法得到保障，何来城市发展的必要？
但是你要说这些雷人官话只是情急之下的失言，那么就未免太低估这些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地方官员了。虽然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但不能把这些雷人官话看作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和叠加。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就是权力与权力之间的心照不宣和遥相呼应，是利益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声援和打气。正如越来越多走投无路的拆迁户懂得寻求媒体的支持一样，官员们也认识到舆论的重要性，并试图以一种强势的姿态参与到舆论话语权的争夺。不知道，这是舆论的荣幸，还是舆论的悲哀。
客观地说，官员雷话多，未必是一件坏事。官员群体也有说话的权利，这种权利理当誓死捍卫。而且即便不说雷话，也不代表不做雷事，与其憋在心里，倒不如坦白说出来的好。更重要的是，官员推行强拆，也确实有一些身不由已的非主观因素，因而在公共平台上为自己辩护，倒也符合平等博弈的精神。
但必须警惕的是，在这些雷人官话背后所可能出现的权力反扑。谎言说一千遍也就成了真理，当主政官员不断地挑战民意的底线，不断地重复一些明显违背常识的话语，不可能不对舆论和民众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微妙影响。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被强拆之忧，在几句著名的官员“语录”出炉后，试图“理性”地思考问题，质疑拆迁户漫天要价贪得无厌的声音似乎也多了起来。更要看到：雷人官话对于凝聚“强拆有理”的权力共识，从而稳固利益同盟的强大推动力。
不必讳言，雷话不断也意在混淆舆论，从而为“最后的疯狂”争取时间和空间。房地产已将“不再是支柱产业”，释放出强劲的产业转型信号；新《拆迁条例》虽然在利益集团的阻挠下迟迟不能出台，但也正说明其一旦出台后的威力所在。依靠“土地财政”谋发展的时日或已不多，在有限的时间里，发挥最大的动员能力，排除包括舆论监督在内的一切外界干扰，把问题和矛盾尽可能地拖延在相对混乱的局面里，并以一种“无理狡三分”的态度适时地为舆论和民众打上一针“预防针”，进而从容地收获最后一笔收益，正成为一种普遍的诉求。就此而言，雷人官话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雷人官话背后那种危险的冲动。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