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二代”飙车撞人案至今7天了，这7天里，舆论可谓一波三折。最初，人们惊诧于李启铭的嚣张和冷血，现在，人们又把矛头直指河北大学官方的冷漠，以及大学生们的集体沉默。前教育部发言人王旭明在网上责问校方的缄默：“一个高等学府面对两个无辜学子，没有承担起保护之责，事后官方连个同情的表达和愤怒的谴责都没有，高校如此冷漠，谈何以人为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校网站首页就有‘实事求是，笃学诚行’八个大字，给谁看呢？”《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王克勤则在微博上呼吁目击者，“为了未来自己校园生活的安全，为了更多中国学生校园生活的安全能够站出来。”
作为案发现场，以及受害者的母校，河北大学本应在第一时间内主动站出来，督促有关方面高效公正办案，以宽慰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心灵，以舒缓舆论的压力。但令人遗憾的是，河北大学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以德报怨”，保持“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姿态，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滑向加害者一方，下达封口令，不准学生接受媒体采访。忘了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这个诡异的时代，就算你不能做一个维系公平正义的好人，你至少不应该做戕害好人的坏人。”河北大学的所作所为，离加害者的同盟已经不远了。
相对于河北大学的助纣为虐，大学生的沉默显得多少有些无奈。我无意为他们开脱，但显然，作为个体的大学生，无法对校方的封口令无动于衷。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如果真惹恼了校方，不用说以后的毕业和工作问题，就是在学习过程中，校方也完全可以令其“吃不了兜着走”。另外，如果学生真的站了出来，他面临的不仅仅是校方，还有李启铭著名的的爸爸——保定北市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刚，以及他所代表的公权力。我相信，对于任何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学生来言，都是他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马丁·路德·金曾经说过：“历史将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却发现，最大的悲哀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好人的过度沉默确实是莫大的悲哀，但是为什么好人会过度沉默呢？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们尚无对好人进行必要的保护，导致他们站出来说话之后，会面临各种意想不到的风险。在“官二代”飙车撞人案，我们需要大学生目击者站出来作证，可是平心而论，如果这些大学生真的站出来之后，我们有没有什么制度对之进行保护，使之能够免于来自学校、来自加害者一方的威胁？答案是：没有。
我曾经看过一部施瓦辛格主演的好莱坞大片《蒸发密令》，里面讲述到施瓦辛格饰演的联邦证人保护组织成员竭尽全力帮助证人隐藏真实身份，甚至不惜使其“人间蒸发”，隐姓埋名开始新的生活。电影是虚构的，但美国确实有一套严密的证人保护制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证人保护的立法，实施以来，耗资数亿美元。其效果也是显著的。一位美国法官曾经说过，“没有它，很多证人在审判结束后将会永远消失，大量证人要么不会出庭，要么被杀害！”
事实上，世界上不少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尤其是发达的国家与地区，证人保护制度已经日趋完善，已经卓有成效。相比之下，中国的证人们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到现在为止，中国没有一部保护证人的法律法规。在举报人、证人进行举报、作证的前后过程中，缺乏切实可行的保护措施和救济方式，证人在作证后遭到蓄意打击报复的恶劣现象屡见不鲜。比如，2008年，在浙江宁波做小生意的萧敬明两年前为一起杀人案作证后遭到报复，不得不东躲西藏，四处流亡，女儿也因此辍学。近期《新京报》报道，河南郸城县农民王好让，向沁阳市公安局举报了同村村民王长在抢劫案的线索，不料被逃走的王长在报复，砍掉了其双手。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
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我们缺乏对证人周到、细致的保护措施，那就会必然导致“好人过度沉默”，还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更多“沉默的好人”。须知，好人由于良知和正义的呼唤站了出来，我们就不能任其孤独地忍受威胁和恐吓，乃至于付出鲜血的代价。因此，我们不能强迫河北大学的大学生出来作证，只能是形成强大的声援力量，并且竭力在制度上让他们、也让更多的后来者受到国家保护，免除后顾之忧。如此，好人才不会“过度沉默”，坏人才不会更加嚣张。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