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出版发行业的首部行业规范，在实施了不足8个月后修改。由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和中国新华书店协会重新修改后的《图书交易规则》于昨天发布。原先《规则》中备受争议的“促销”一章已全部删除。（9月2日《京华时报》）
坚持了8个月，灰头土脸的图书限折令总算寿终正寝。彼时，“网上新书销售不得低于8.5折”等规定横空出世，弄得大家纷纷以为图书领域要自绝于市场。据说规则酝酿达数年之久，又据说规则的拟定历经各方利益充分博弈，最终一露面却遭到民意的强烈反弹，而核心条款只在纸面上生存了8个月，恐怕不能仅仅将之视为一则笑谈。
中国人的传统是喜欢盖棺论定。那么，我们不妨回头看看图书限折令的前世今生。中国的图书市场的确令人堪忧，打折乱七八糟，阅读率累年下降，传统书店更是举步维艰。何以拯救？图书市场的出路在哪里？这些都是行业需要反思的生死命题。规则的出台是迫切的，凸显的行业利益也是鲜明的，也许正因为求生的欲望过于强烈，才似有饥不择食的嫌疑。
图书限折令既然是出于平衡各方的利益，自然就绕不开保护与限制的逻辑。很显然，这个政策对实体书店有着写在脸上的善意。但问题是，新政颁布后，网店揭竿而起，接着是实体书店也“后院起火”，结果自然可想而知。对于夭折的新政，回望不是为了落井下石，而是有所反思：网络渠道的发展必然带来图书市场的扁平化格局，这既提高了消费者的购买力，也有利于新经济的成长，更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高效商业运作方式的诞生。其实，实体书店的阵痛实际上就是传统经济与市场体制的适应性痛感，因应这种痛感的王道是优化与转型，而不是削足适履、要求新经济去迁就已过时的商业模式。
看似荒唐的图书限折令，尽管出自三大行业协会之手，却隐露着行政权力对市场干预的痕迹：规则的起草可追溯到2006年8月，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副司长汪晓军曾透露，正酝酿推出新的《图书出版管理规定》，增加新闻出版总署有权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做出处罚的规定；2007年，新闻出版总署展开“出版业诚信体系建设”行动，分赴六省调研，图书行业的恶性价格竞争引起了总署的注意……当此背景下的图书限折令，显然契合着行政权力对图书市场的界定。此后，尽管消协炮轰、民怨沸腾，新规仍未有改悔的迹象。
好在市场经济已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反不正当竞争法》也为竞争的合法性厘清了概念。那么，图书限折令之所以能出炉，于程序正义上看只能证明两点：一是关门立法的惯性使然，对公众的反应缺乏起码的预期；二是博弈虽充分，但主体残缺，起码网店等就鲜有发言权，结果是立场过于倾斜，甚至涉嫌霸王条款。
秩序的建立，需要的是一套合乎规律的范式。图书市场的跌宕起伏，终究会汇流成一股整合的力量，只要有人看书、只要自由开放的图书市场还在，挣不挣钱、挣多少钱就不应以规矩匡算。但愿行政逼宫市场的闹剧不要再以各种面目自恋式上演。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