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需要现实的道德标准和切实的道德激励机制。因为，道德不应该是“凡人勿近”的，善行也应该被感念于心。道德社会学，其实从来不是什么简单的单方施予，而是一门复杂的关于“施与受”的道德循环学。
杭州一位82岁老伯见义勇为，事后却因高调“求表扬”引来一片争议。同样是行善，山西一些煤老板却纷纷选择了低调“关门做慈善”，一次捐资10亿元助建学校却许久不为外界所知。然而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被质疑“自我炒作、沽名钓誉”的高调者，还是选择“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低调者，对于自身行事风格的解释都透着无奈。老人说，现在做好人好事的越来越少，宣传自己是为了教育旁观的年轻人；煤老板们说，偷偷做慈善，怕的是被人说闲话，质疑动机，“关注多了，麻烦也就多了”……
自我宣扬式的高调是为了“治病救人”，“做好事不留名”的低调却是为了自我保护；一个是已经遭到质疑，一个是怕被质疑。在这个需要呼唤道德回归的年代，不知从何时开始，人们却惯于质疑，吝于表扬。于是我们看到，“诈捐门”后，社会名人们急于出具各色捐款发票，以证诚信；彭宇案后，公众开始意识到扶起路边老者得在“众目睽睽”下，以示动机清白；面对“炫富”质疑，直升机追贼的东莞富豪刘柏权坦言身心俱疲，其实是“那么普通的一件事”……行善动机屡屡受疑，善行频遭信任危机，如此究竟会给我们的国民道德素养带来什么，是世人“心境澄明、无求无惧”的道德升华，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道德淡漠？这是值得所有人深思的。
毋庸讳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做好事不留名”体现的是道德修养的至高境界，也是所有人应该努力的方向。但以此作为道德品行的唯一准绳，恐怕就要将大多数人拒之门外了。以“动机纯净”为由，过滤所有行为规范的结果，留下的可能不是清新的氧气，而是沉闷的道德窒息。
其实，圣人们对此另有一番见解。《庄子》有云：“吾闻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於知人心。”说的就是中国传统文化重于对道德礼仪的宣扬，而疏于对人性、人心的了解、体察。在这一点上，孔子深谙其道，著名的“子贡让金”和“子路受牛”的典故说明了这一点。当时有很多鲁国人流落在外为奴，按照鲁国法律，如果有人解救鲁国的奴隶，那么就可以得到赎金。有一次子贡赎回了一个鲁国奴隶，却坚辞了政府返还的代偿赎金。不少人歌颂子贡的德行，但是孔子却给予了严厉批评。孔子担心地说，子贡把道德拔到了一个常人难以望其项背的高度，原本符合道德的收回赎金现在变得不道德了，那么以后也不会有人替同胞赎身了。但是，对另一位弟子子路收下溺水获救路人赠予的一头牛，孔子却大加赞赏。他说，这样让见义勇为的人看到好处，以后做好事的人会越来越多。无论是对子贡的批评还是对子路的褒扬，孔子都是出于最现实的道德践行的考虑：只有能够鼓励越来越多人行善，有助于维护社会公众利益的标准，才是正确的道德标准。否则，不过是华丽而高调的道德表演，其结果只会破坏最坚实的善意土壤。
所以，我们不妨换个角度，即便那位82岁的老人不是为了“教育青年”，就是想要一个表扬，其实又有何不妥呢？毕竟老人家冒着生命危险，从河中救起了一条生命。所谓“好人好事有人夸，坏人坏事有人抓”，这是再朴实不过的愿望。卡耐基《人性的弱点》里讲过这么一个故事，一位农妇劳作一天后，为刚收工的男人准备了一堆干草当做晚餐。面对愤怒的男人，农妇说：我怎么知道你会在意呢？二十几年来，我一直做饭给你吃，从来没有人说什么。故事可能是虚构的，却说明了人在长期得不到认可和感恩下所产生的逆反心理。按照传统的“道德审美”，做好事不应该留名，即便被“意外”表扬、表彰了，也要摆出一副受之有愧、却之不恭的谦逊状来。其实太史公早有留训，“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但是为何几千年后的今天，做好人好事反倒成了一桩动机闪烁、表情忸怩的事情呢？
无论社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我们都需要现实的道德标准和切实的道德激励机制。因为，道德不应该是“凡人勿近”的，善行应该被感念于心。道德社会学，其实从来不是什么简单的单方施予，而是一门复杂的关于“施与受”的道德循环学。
最近，一位老人因为一位女孩没给其让座，一愤之下直接坐在了女孩腿上的举动，为什么会引发网友们几乎一面倒的批评？因为“让座是美德，但落座也是权利”，“逼位”的做法其实是将道德行为的索取看得理所当然、义务化了。关于这一点，卢梭在他人生的最后书作《孤独散步者的遐思》里，有过坦率的心灵表白：“我为自己做好事，结果却招来一系列义务，最后变成了一种负担。于是，我时常感到做好事没有一点乐趣……一件事情只要是带强制性的，它尽管符合我的愿望，但也足以使我的愿望消失，使之逐渐转化为厌恶之情，甚至强烈的反感。”可见，善心也是需要呵护的。
亚当·斯密说过，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旁观者。无论是出于虚荣而要索取表扬，还是出于骄傲而寻求肯定，追索道德善行意义的背后，其实为着内心的平和与安宁，这也是追究这个问题的终极价值所在。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