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癖”者病也,“精神洁癖”式的教育思路,如同以蒸馏水养鱼,用真空管植树,不唯于教育不利,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变相的削弱与戕害。
市场经济时代,文化人多与权、钱无缘,“名”就成了备选的“海洛因”,暴得大名,浪得虚名,甚至骂名,总好过籍籍无名。挑起文化争议,可谓“出名”的终南捷径。可怜这中小学教科书,竟然成了“预备役名人”的“敲门砖”。先是发表封杀《拳打镇关西》的博文,继之曝出删除朱自清《背影》的动议。联系到三年前撤销《出师表》的风波,这类事件确有再议之必要。论者往往就争议指向的对象———课文本身进行讨论,却较少涉及争议制造者的思维方式与社会心理。
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中,长期以来,非常“和谐”地存在着“执古以绳今”与“执今以律古”彼此对立的两极。所谓“执古以绳今”,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动辄以两千多年前国产的“圣人之学”和一百多年前舶来的“革命之学”绳墨百端,评骘万象,以古人之是非为是非,以致于自设囹圄,自陷窠臼,这是近现代中国先是外夷欺凌,丧权辱国,后则社会衰微,民生凋敝的思想文化根源之一,也是30余年前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时极力强调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执今以律古”,发生在今天的教材争端,就是典型的例子。应当说,语文和历史教科书,承载了我们民族的文化传承、精神塑造和知识建构,积几代国人的心血与劳动,现行教材虽然不无可议之处,但从总体看,内中篇目基本属于不同时代的优秀作品。作为古人的精神产品,这些作品是其时代的精神符号和文化标记。评价历史作品不能脱离历史的坐标系,至少不应以今人之是非为是非。晚清思想家魏源曾经指出:“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所针对的正是这样两种思维方式。
部分国人往往染有“精神洁癖”,这其实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其表现有,一味强调思想纯净,片面追求文化单一。在教材风波中,争端制造者的思维方式,所患的正是这种“洁癖”。《出师表》体现的是诸葛亮的“好战”与“愚忠”,是要删掉的；《拳打镇关西》宣扬的是鲁提辖的暴力与血腥,是要剔除的；《背影》赞赏的是父亲的违反交通规则,是要封杀的。“精神洁癖”的实质,近于文化专制主义,即强调一元化,反对多元化。在这些人眼里,不同文化形态,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文体范式,总是水火不容,不共戴天。在这种“排异”、“排他”的“洁癖患者”看来,《阿房宫赋》充斥着对已故领袖嬴政的批评与指责,《武松打虎》体现了对珍稀野生动物的无视与滥杀,《阿Q正传》老是拿民族的心理缺陷与丑陋根性说事,因此,都是必须清除的。如果说这是“洁癖”,那么,这“洁”往往只反映始作俑者个人的主观判断与心理感受,这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胡锦涛语)的方针也是相悖的。
应当指出,这几位教授并不具备“精神洁癖”的发明创意,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有人提供了先例。贾谊给文帝的奏疏———《治安策》,曾被毛泽东称为“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那么,贾长沙的“迂腐”体现于何处呢?为保证太子成为优秀的储君,他的措施是,“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贾谊的措施与删改教材之议,千载之下,可谓殊途同归。试图将孩子们禁在真空管中,饮蒸馏水,食维生素,风吹不着,雨淋不到,“洁”则“洁”矣,倘以为这样就可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这种“迂腐”之举,不仅是“精神洁癖”,也是“社会洁癖”。倒是那些罹患“洁癖”的“师表”们,可悲的是他们自己自病不觉,他们仍然以“看了‘水浒’学打架,看了‘三国’学诡诈”的思路看待今天的教育和孩子。
“癖”者病也,“精神洁癖”式的教育思路,如同以蒸馏水养鱼,用真空管植树,不唯于教育不利,对孩子的健康成长,也是变相的削弱与戕害。
作者系山东杂文家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