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业人员不清除出去，深圳没有太平。我们也在争取，深圳不是有立法权吗?如果给我们依据，对3个月以上无正当职业的人，不租房子给他，请他回原籍。(回原籍)至少还有块地方。否则在深圳怎么生活？”在探究深圳治安难题时，深圳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李铭如是说。（4月30日南方日报）
我们很难想象，这话出自一位公安局长之口，因为从最基本的法理精神来看，将无业人员以可能违法犯罪为由清除出境，这在某种意义上是明显的“有罪推定”，而在这一领域，现代法理精神的一个明显进步，就是由“有罪推定”转向了“无罪推定”。
而从社会管理的层面看，这位公安局长的言论则更显荒谬。一方面，限制公民的人身迁徙自由，公安部门没有这个权力；另一方面，将辖区人员进行分类，把认为不好管理的那部分人“剔除”出去，这种病态的权力洁癖，不但无形中将一部分人放在了整个社会的对立面，更重要的是，它违反了公权部门赖以存在的社会契约论基本精神，毕竟，公共权力是公民赋予的，它只能接受公民的考核和监督，而不能反过来选择和挑剔公民。
如果站在治安管理的角度去看，将无业人员特别是长期失业人员，视为影响治安的“高危人群”，应当说有其一定道理。这一点，不但局长给出的犯罪数据可以证明，在常理上也不难理解：一个外来人员，如果在深圳这样的高消费城市长期失业，穷困潦倒、走投无路之下，难保不产生荒谬的念头，而人的善恶在特定环境下往往取决于一念之间。
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该如何对待这类“高危人群”？是将其驱逐了事，还是将他们视为重点服务对象，吸引更多关注的目光，联合各部门间的力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积极消除“隐患”、化“危”为机？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显然应当选择后者。由此看，对深圳的这个治安“隐患”，公安局长是看对了病，却开错了方。
将无业人员清除出深圳，虽然目前只是公安局长的一家之言，但却足以让这部分人担心和不安。联想到就在半个月前，深圳市公安局刚刚向社会公布了“不受深圳欢迎黑名单”，虽然在舆论压力之下，当局后来做了部分退让，但由此已看出其权力洁癖的一贯性。当局的这个毛病如果该不了，不但无业人员时刻存在被清除的危险，恐怕更离谱的政策，随时都有可能被炮制出来。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