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咸阳人卓登于1986年捐给市政协的百余件于右任书法作品下落不明，怀疑被政协官员私分。7月3日，咸阳市政协向媒体通报称，已有112件查证落实，确有官员私存，仍有6至9件受捐文物下落不明。通报会现场，不请自到的捐赠人卓登却被官方“请出”了会场。（7月4日《新京报》）
私存与私吞，一字之差涵义却截然不同。私存是指私自存放，而私吞则是私自侵占他人财产。两相比对，不难看出私吞比私存的情节严重得多。笔者纳闷的是，既然咸阳政协查明112件受捐文物下落，为何将官员私吞说成了“私存”？官员一旦东窗事发，文物私吞变成了“私存”，这究竟要将国家的法律法规往哪搁？
地方将官员私吞说成私存，这种“有法不依”的行为，实则是对法治精神的一种背叛，是某些官方有意规避法律的表现，这无疑是一种赤裸裸的法律之殇。112件受捐文物下落真相基本查明，确有官员私吞，但姓甚名谁公众却是一头雾水，对私吞文物官员如何处置更是只字未提。如此偏袒这些“保管”文物的官员，让他们置身法律之外，试问法律脸面何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四条第七章第七条规定，盗窃、哄抢、私分或者非法侵占国有文物的，应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某些官员私分24年前受捐文物已成事实，遗憾的是刑事问责却未见表态。揆诸官员私吞文物这起案件，咸阳政协大多是纠结于受捐文物下落，即便是确有官员私吞，也被大事化小说成是私存，如此语境之下，实有亵渎文物保护法之嫌。
鉴于文物流失的客观实际，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处罚官员私吞文物，显得至关重要，追查受捐文物下落不能停留于“只查不罚”的层面上。要保护好文物，有一部好的法律只是奠定了基础，该法律能不能被认真贯彻执行才是根本。我们必须正视和解决县市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执法力量问题，要从法律的高度来规定机构设置问题。
因此，公众不仅仅只想知道咸阳政协查明112件受捐文物下落后确有官员私吞，他们更想获悉这些私吞文物的官员姓甚名谁，地方公布这些名单有那么难吗？受捐文物被官员私吞，已经跟法律相抵触，“官员私分24年前受捐文物”这桩案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只有敢于正视事实，坦诚地面对公众，才能平息事态蔓延，契合民众的意愿。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