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的接纳之路，除了理顺大城市落户制度，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制度化保障之外，还必须加快“县镇化”建设，用“富县强镇”的成果吸纳新生代农民工。
自从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一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尤其是近期一系列的新闻事件，使得这个群体走向社会前台，轮廓渐次明晰。
日前，全国总工会发布《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3岁，他们中80%的人尚未结婚，情感孤独成为他们的主要困惑。报告建议我国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并完善相关立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制度化保障。
每个群体，都有其有别于其他群体的个性特征。与过着候鸟般生活的老一代“生存型”农民工相比，生于安乐、缺乏忧患的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与发展诉求显然要复杂许多，面目要模糊许多。共性提炼，群体符号包括：不懂农耕、不愿当农民、不想待在农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有一定文化，希望进入城市，渴望得到尊重，追求自我实现，然而现实总比理想坚硬，进城之路对于他们并不顺利。如果说城乡是一种壁垒森严的二元结构，他们无疑就是不上不下的夹心阶层，边缘化的尴尬不但增加了集体性焦虑，更是转型期社会必须直面的社会问题。
梳理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诸如就业、培训、社会保障、住房、文化、子女入学等等，人们很自然剑指这些问题的症结——户籍制度。在二元结构尚未解冻的语境下，户籍固然是新生代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必由之路。从户籍着力，赋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居民权利，同享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在现阶段不失为一条破解之路。问题在于，仅一纸户口，能否承载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
可以观鉴的现实是，由于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生活压力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白领中兴起一股“逃离大城市”思潮，要到二三线城市去安放青春。大城市中产阶层尚且如此，在最低工资线徘徊的新生代农民工情何以堪？即便给他们城市户口，每平方米动辄过万元的房价，仅此一根稻草就可以把“骆驼”压垮。倘若再乘以1亿多人的基数，现实困境不言而喻。
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接纳之路，除了理顺大城市落户制度，完善相关立法，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制度化保障之外，还必须加快“县镇化”建设，用“富县强镇”的成果吸纳新生代农民工。
相对珠三角、长三角大城市有限的容量，全国2000多个县、16000多个镇，如果都建设成为了经济较为发达、城市功能较为齐全、公共服务水平与大城市差别不大的“新县镇”，成为过亿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迁居目的地，其吸纳能力是不可估量的。“新县镇”既拓宽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门路，又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和人生风险，安居乐业之梦庶几成真。
当然，这一过程的难度一点也不亚于大城市的户籍制度改革，需要升到更高的层面，通盘考虑，稳步推进。
值得一提的是，我省正在进行的“简政强镇”实践，将更多的权力下放到镇街，放手让地方把一个镇街当作城市去经营，激发这一级政府的活力和潜力，使得镇街站在更高的高度进行城市管理，必将对新生代农民工入城产生巨大的拉动效应。届时，如将“简政强镇”的实践经验置于全国大视野，其意义将更加昭著。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