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版《手机》荧屏热播，关于该剧的评论纷至沓来，几乎都对该剧持肯定态度。电视剧成功地超越了电影版的主题，不仅贴近生活，而且突显了当今社会的各种热点问题。其中费墨这一角色从大学教授到电视台节目主讲人两种身份转变前后的个人际遇和心路历程，就折射出当下精英知识分子的一种尴尬境地。
费墨是大学里的美学教授，同时兼职“有一说一”栏目组的总策划。然而没有实用价值的美学和无人知晓的幕后总策划，在社会上是“无人问津”的。该剧用了两个细节来表现这一点，一是某餐厅五折金卡和八折银卡事件，餐厅老板送给主持人严守一金卡，而送给同行的费老银卡；二是笔记本电脑事件，赞助商为严守一准备了限量版的笔记本电脑，而对一旁的费老却充耳不闻。但当费墨在电视栏目中用解读美人来戏说历史“一夜成名”后，立刻成为社会的焦点，受到众人追捧。同一个教授，两种不同的身份，却有这样天壤之别的际遇。更戏剧性的，则是费墨这个精英知识分子的心态：受到忽视时难堪心酸，备受瞩目后又如芒在背。这是当下精英知识分子一种十分矛盾的心态：既希望纯粹的治学带来社会的关注，又害怕过度的“说书”丢失自己的信仰。对此，某青年知识分子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犀利却不无道理的比喻：想做处女不甘心，想做妓女又觉得可耻。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精英知识分子的理想是通过纯粹的治学获得社会对自己以及自己所维护的价值的关注；而“说书”似乎成了一把双刃剑，得到社会的关注，却要以破坏纯粹治学为代价。
英国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里迪在《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中曾这样说，“知识分子也许靠思想生活，但他们也必须为思想而活”。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是在近代出现的，他们的精神传统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标志建立的。他们恪守民主和自由的精神，坚持自己的知识信仰。而这样的精神传统与说书艺人的角色是格格不入的。说书由来已久，它是我国古代的一种职业。说书艺人或在闹市，或在茶楼，只凭巧舌如簧将很无趣的历史渲染得诙谐幽默，吸引台下老少看客。他们只能算是当时知识分子阶层中底层的那部分，把自己仅有的一点知识当做谋取利益的手段。即使当时的传统知识分子也不屑与说书艺人为伍。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主要体现为“士”，有位古人曾经这样描述“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当时作为“士”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
而现今时代不同，市场经济如洪水猛兽般席卷而来。“五四”的精神传统在浪潮中岌岌可危，金钱作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在精英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中被接纳。市场经济是一种必然，这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但经济因素对精英知识分子的影响更多时候是源于他们主动的“投怀送抱”。毋庸置疑，经济的独立是知识分子保持独立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作为知识分子，对知识和价值的信仰更为重要。
不可否认，作为“说书艺人”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走红并非偶然。这类人的出现，代表了一部分知识分子角色、职业的分化；他们的成名，说明了社会需要这样的大众文化。经典文化被大众了解的过程中，需要这样的“说书艺人”进行文化的普及、启蒙。大众骨子里有着崇拜精英知识分子的因子，从神龛上走下来的精英受大众欢迎。
但正如钱理群教授在北大校庆上悲凉的感叹：“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距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到恍如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电视剧《手机》的结尾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愿，费墨教授推辞了电视台栏目的工作，回归大学校园。他说，我是一个学者，就应该本本分分在大学里做研究。“说书艺人”只是精英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我们呼唤更多的精英知识分子守护精神价值，重拾知识信仰，为当下的知识分子重建他们的人格操守。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