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知识分子在“道”“势”间的选择

2010年05月14日 08:06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邬春立

  在中国传统社会,由于作为体现“道”的“天”是外在于人的不可目见的终极实体,由此为了现实政治功利性的目的,将“天道”俗化,并且声称“君主”即“天子”。由于先天地认为君主是道德完善的代表,他绝对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便不可质疑,君主的所行所想,即是“天道”的意志的体现,因此,国民对他的屈从成为必然的要求。百姓、臣子抗君就是抗天。

  由此导致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依附性人格,而绝少有特立独行之士。即便为人们所称道的人格榜样屈原、陶渊明又如何呢?其独立人格也只是相对于帝王奴仆而言的,但在其内心,个人本体从来不是第一位,甚至根本没有出现这种意识。他们的人格表现在为了表示自己对“君主-势-道”系统的忠诚而不屑与小人为伍而已。其人格依然是依附于“势”的依附性人格。所以,屈原也好,陶潜也罢,其思想的批判深度均停留在“问小人”层面,从来没有上升到“问君”的高度。所谓“天下有道则轴之,无道则隐之”,可以概括一二。

  而在西方,“道”与“势”是相对独立、并立的,这和古希腊理性文明的真善美至上精神有关,也和对上帝的执着信仰有关,是双权并立的产物。因此,赫拉克利特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不可能放弃我对因果律的研究,去当波斯国王。”诸多的哲人同时又是神学家,如培根,既忠实地信仰上帝,又执著于研究数学、哲学。其共同特征都是:超越王权。这与中国人那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舍道从势”的世俗功利性态度截然不同。在这样的环境下,在西方则多有大量的为知识、为真理而献身的独立性人格知识分子。他们能够为知识而探索知识,而不陷于狭隘的外在功利,尤其是政治实用功利。殊不知,正是因为拥有这样一个群体,有他们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充分的哲学思想作为积淀,英国和法国的革命才能取得如此的成功;民主、自由、平权、法治、个性主义等超越王权的思想才能传播得如此深广,深入人心;文化“现代性”的转化才能如此的顺利。

  由此反观中国现代的五四运动,不能说它没有思想的力量。但何以戛然中断呢?人们习惯的看法是历史形势使然。这种解释体现了真正的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吗?体现了真正的“道”的尊严吗?根本的原因就是,“道从于势”的依附性人格潜在地控制知识分子的行为,它使知识分子没有一种真正独立的学理精神,而更多地表现出具有浓重实用理性色彩的功名意识。它教会了人们如何骑墙、如何变脸、如何逃避、如何讨伐、如何攻击、如何奉承、如何撒谎,却惟独没有教会人们如何坚守、如何执著、如何超越、如何独立。

  因此,五四运动所开创的人文传统的一再断裂也就难以避免了。这种断裂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文汇报》(邬春立)

(责任编辑:侯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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