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才争夺打响“世界大战”》，我再次感受到在人才问题上中国吃的亏太大了：中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截至2008年，中国已经派出近140万名留学生，居世界之最，而归国留学人员不到三成，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超过百万。而美国《科学》杂志甚至把清华、北大称为“最肥沃的美国博士培养基地”。（《中国青年报》5月24日）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才滞留海外不愿回国？尽管作者在文章中没有明说，但也透露出一些信息：“2008年2月，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施一公，毅然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辞职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在海内外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施一公说：‘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从条件上讲，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我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做科研，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
为什么国内不是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老实说，这不是我所能完全说清楚的问题。但我知道一点，国内有一种不利于做研究的价值导向：一个人只有做了官，才是最有出息的。一个学校编校史，总是将学校里出了哪个市长、哪个书记作为自己最值得炫耀的资本。搞校庆活动，县长要比教授专家坐更重要的位置。政府大约也认为当官者是最重要的人才，因而各种待遇都要向当官的倾斜。在这种情况下，安心做学问搞研究的自然减少了，出现四十个教授争一个处长位置的情形也就不足为怪了。也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让一些想搞研究的人才不想回国了——即使回国又如何？如果回来后也总是想着做官，与不回来又有什么两样？
因此，要想在争夺人才的“世界大战”中不打败仗，那就必须将目前的这种做官第一的价值观颠倒过来。据说，1940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拟设立民族学研究所，院长朱家骅通过总干事傅斯年邀请语言学家李方桂担任所长。李方桂坚辞不就，于是傅斯年一再延请。到最后，惹得李方桂发了火，他毫不客气地对傅斯年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也许这一说法有所偏颇，但即使偏颇，这一说法流行总比当官第一的观念流行好。这种说法流行了，那就不会有40个教授争一个处长的位置，甚至会出现相反的情形，有40个处长去争一个教授的位子。有了爱做学问搞研究的氛围，愿意回国搞研究的人自然多了。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