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对此，有各种各样的回答，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邦河认为，杰出科研人才的出现，需要在创新的环境中作长期的努力，而我们对一些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科研人员，往往就被“提拔”去当官了，结果中断了他们在科研上的进一步的发展，这种“研而优则仕”的现象，造成了对杰出人才的危害。
李邦河院士的这一看法，在今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就提出过，当时得到与会政协委员的广泛赞同。1999年走马上任的工信部副部长娄勤俭曾在会上说，他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他是在国家995工程中冒头的青年学者，他和这一工程中其他一些优秀的年轻科研人员，后来纷纷被“奖励”进入仕途，从此远离学术，再难在学术上有更大的作为了。
不是说优秀的科研人才不能做官，但是，“官者，管也”，属于行政管理专业，一般说来，并非科技人员的专长。对有潜力的科技人员来说，最能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的，是为他们创造悉心研究的环境，在科技创新上做出杰出贡献，为民造福，为国争光。倘若要他们放弃自已的所长去做官，就犹如拉着千里马当牛用，既难于耕好田，又窒息了他们驰骋纵横的潜力。
当然，也有些优秀的科技人员，是复合型人才，同时具备行政管理能力，官场也需要一些这样内行的官员，但是，最好是待他们创新高峰期过后再来做官，以成就他们于青年创新高峰期在专业领域能做出杰出成绩。有统计表明，国际上的杰出的数学家也有做官的，但年龄几乎都在知天命之后。
“研而优则仕”，是“学而优则仕”的发展和深化。随着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官场对学历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一般说来，这也是对的。然而，“学术有专攻”，官场的“研而优则仕”，主要应指向政法类研究生，而不宜不问专业地只看学历。将入仕做官作为对优秀科技人才的“奖励”和“提拔”，反映的是社会中以官为大、以官为贵的官本位意识。因而改变这一情况，也就需要深入批判肃清官本位的影响。
我国科技的发展，要登上新高点，急切呼唤钱学森式的大师级的杰出人才的出现，这样的“大师”，不是挂个官级就能成就的，而是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进行长期潜心研究，方有可能得到的。对一些表现出潜力的科研人才，如果随便移动他们的生长土壤，让他们脱离学界进入官场，按官本位意识，是抬高了他们，实际上却是使他们在走向出类拔萃之路上遭遇夭折，用李邦河院士的话说，这种“研而优则仕”的做法，是使已长成中等大小的创新之树，不能最终成为参天大树。
值得强调的，是对人才的评价标准，各行各样人员的优劣，不应以是否入仕做官，做多大的官为标尺，而应以对本行本业的贡献大小论高低。时下有些文教方面的人才培养，把最后有多少人能提拔做官，也作为衡量成效的一条标准，实在是一种误导。“仕”与士农工商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贵贱高下之别。从政，和从事其他行业，都是社会所需要的。各行各业的出类拔萃人员，是社会所共同敬仰的。古人立志，早就有“不为良相，即为名医”的追求。爱因斯坦、李时珍这些中外杰出的“名医”们，虽然没有做过大官，为一介“布衣”，但他们在科学文化领域的贡献光照日月，长久地惠及人类，其贡献不亚于受人敬仰的“名相”。以官为大，以官为贵，各行各业都要与官职对接的价值评估标尺，应当加速改一改了。如果“学而优则仕”“研而优则仕”的做法得不到改变，那么，“学”与“研”就会变成敲门砖，使人心有旁婺，难于一生潜心学术，坚持在科学崎岖道路上不断攀登。有消息说，如今书画市场上，受官本位影响，有些人买书画不看艺术看“官衔”，那些有着“主席”“院长”头衔“的一些画作，特别受一些人青睐，受这样官本位价值评估标准的支配，就会严重损害艺术精品与艺术大师的产生。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