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诸如行长酒后猥亵女子、郴州问题氧等事件曝光后，各地均“连夜处理”。央视《新闻1＋1》评论说，从人治到媒治是一种进步，但是媒治到法治还有很长的距离要走(4月14日中央电视台)。
“媒治”虽算是个生造词，却也如实反映了当下的社会生态：很多公共事件，不是是非本身说了算，也不是法律法规说了算，而是跟着媒体的传播力与影响力转。公道不在“人心”、而在于“人言”，只要能集聚眼球并引发民意激烈反弹，那么，再坚韧与繁复的细节都终将会被抽丝剥茧，甚至可能促成系统改进、秩序重组，譬如孙志刚案等；反之，如果媒体不幸未曾参与其间，失声或者小声，则简单的事件也可能波诡云谲。正是深谙这个逻辑，中央级媒体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了最神奇的另类信访通道。
媒治的典型当数每年的“3.15”，从晚会到专题，又是揭秘又是曝光，媒体忙得一塌糊涂，企业像等待“开奖”一样心惊胆战。这是媒治的“巅峰时刻”，此后，必有托着下巴干等的职能部门密集跟进，该出禁令的出禁令、该施罚则的施罚则，大快人心之后，我们继续年复一年期待着轰轰烈烈的下一个“3.15”。我无意于批判媒体的忙碌，被喻为“第四权力”的媒体监督权，的确历史性寄托着公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基本诉求，媒体监督与舆论监督相得益彰，于经济社会发展而言，也起到掘进与推动的良善功效。但是，媒体不是“天下之公器”，媒体也不是最可靠、最理性、最节约社会资源的非人格化常态纠纷解决机制，且不说媒体自身的价值取向未必是绝对真理，就算媒体有心公断，其积极作为也常被各种公关力量所遮蔽或消解——何况，本质上说，媒体不是判官，自然无法干涉司法独立。
我认同媒治这个说法，但不能接受“媒治比人治进步”的价值判断。道理很简单：媒治为什么能“治”？表面看，是媒体的话语张力对权力系统形成积极反馈，但实际上，这种刺激不是值得褒赏的系统刺激，而是个人刺激。媒治的逻辑，说穿了就是媒体调大了民意的喇叭功率，吵得当事、当地职能部门深深畏惧于“上级知情、上级发火”，进而乖乖地先灭火救人——因此，很多时候，媒治事件中往往离不开这么几个关键词：“重要领导批示”、“主要领导关注”等。换言之，在法治层级不能兜底的时候，所谓的媒治，实质仍是“人治”，只不过中间多了媒体话语这一道环节而已——这就好比灰太狼一不小心化了回“喜羊羊妆”，你总不能说，这就是人见人爱的小羊。
媒体有监督的责任，也有批评的权力。但是，过于放大并依仗这种“第四权力”来推动三大权力的效率与公平，不仅无从期待，也加大了矛盾纾解成本与危险。我们冀望媒体能不替权力说话，而为权利发声。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