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应找一找本地之“耻”

    广东省委书记汪洋3月底在基层调研时指出，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他坦言：“在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为此，必须坚决打好缩小贫富差距这场硬仗-------”在笔者看来，这番话在全国各地都有普适意义。

    一个地区无论怎样发达，也会有相对滞后的地方；一座城市无论怎样光艳，也会有大厦背后的阴影。问题在于，当领导的对此是安之若素呢，还是致力于让滞后的发达起来，让阴影阳光起来。而今“一俊遮百丑”颇有市场，陶醉于所谓的“平均数”，也会把穷人“平均”成中产阶级，把弱势群体的疾苦也“平均”成小康人家的欢乐了。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再也不能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做为让另一部分人继续穷下去的借口和挡箭牌。今天，如果仍然只是一部分人富有而不是广大民众的共同富裕，如果改革开放的成果仍然不能惠及全体民众，就应当认真地检讨和反思了。

    再发达的地方也有穷乡僻壤，再富庶的地方也有穷困民众。这种现象的出现固然与当地的经济基础有关，是发展不平衡使然，但也有所谓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人为因素。温家宝总理在今年全国人大的记者会上说：社会发展要更多的关注穷人。这应当是各级政府、各级干部的工作重点。或者说，政府的工作不能只是锦上添花，更应当雪中送炭，但前提是要知道本地之耻在哪里？

    经济落后、民众穷困是政府之耻，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明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其实，从更宽泛的意义上说，如果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得不到保障，百姓在经济社会生活还中没有足够的尊严，也都应当列入本地“之耻”，不独贫穷一项。

    古人云：知耻近乎勇。敢不敢承认自己执政的那个地方有耻，能不能正确面对这些“之耻”，是对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真正检验。有人也许会对揭示当地“之耻”感到有压力，其实，这种压力多半是顾虑个人得失。俞正声同志近日对媒体说，要举办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我感到责任重大，压力是对个人而言的，如果不觉得这里有什么得失荣誉，就不会感到有压力，剩下的只是责任。”其实，在坦承当地“之耻”的问题上也是如此。富庶发达的广东尚且有“广东之耻”，其它地方呢？不妨都来找一找本地“之耻”。

（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