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收的不是钱，是人情！”１８日，利用职务之便索贿两万元、收受贿赂３．６万元的原渝中区某分局科长杨某在法庭上语出惊人。（３月１９日《重庆商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或恨，也没有无缘无故飞来的横财。人情往来不过是贪官杨某索贿受贿的一块“遮羞布”罢了。这正如他自己所交代的，在其所收受的贿赂中，有部分是下属单位奉送的，可下属单位的领导和他并没有交情；另外还有两万元是他主动索贿——索贿又岂能奢谈人情？
显然，在杨某所收的“人情”背后，充满了畸变权力和利益勾结的影子，本质上不外乎权力寻租和权力“私有化”。更何况，即使真有人情、交情，那也得一码归一码，必须公私分明，人情不能大于党纪国法，任由权力为所欲为。
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眼光稍微放宽那么一点，不难发现诸如此类“碍于人情”的“受贿逻辑”早已经成了一种陈词滥调。比如，武昌规划土地管理局原局长杨少洲，浙江省海宁市环保局原局长孟建良，中国建设银行台州分行原行长蒋达强等，在面对检察机关的指控时，无一例外都把责任或多或少地推向了“人情往来”。再比如，原任四川省体改委主任张育仁，在监狱改造期间写下的悔过书中说道：“我为人情所困而忘记党的原则。”
这也就是说，“人情往来”是官员贪污腐败的一张温床和一种外部诱因，它在官员贪污腐败的框架里，仍然存在一定的市场。因而，如何保证官员的人情往来不变质、不变味，始终行走在正常的轨道上，是一个值得制度探讨和反腐部门思考的时代课题。
（责任编辑：胡可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