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声跟记者会见时说的“《蜗居》电视剧反映了一部分年轻人住房困难状况，我曾在干部会议上建议大家看看感受一下”，受到网友和读者好评。
我却想到：带动、鼓动下属察看市民住房困难，怎么都成上海主政者不约而同的传统节目了？
第一个是陈毅。1949年大军进城，鞍马甫卸，他就用浓黑铅笔将上海地图上各处棚户区一一标明，派出干部走访。因为他年轻时到过这“远东第一大都市”，深知大墙背后，高楼广厦长长的阴影下，满是星罗棋布的棚户简屋，油毛毡充屋顶，竹篱作墙，不堪入目。在干部们切身体会棚户区的低矮、潮湿，“四周大小烟囱喷云吐雾，浓烈的化学品气味呛得直打喷嚏”之后，陈毅说得再痛切不过：“每六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这样的地狱之中。”“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摇篮，可是上海的工人就是在这样的''''摇篮''''里长大的！”(见铁竹伟著长篇传记《一个人和一个城市》，人民出版社出版)
质量差，还数量少，“72家房客”、“三层阁”、“鸽子笼”等等都曾经是反映上海住房拮据的专用名词。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小说描写上世纪20年代，上海外白渡桥北岸工人跻身于小阁楼，逼仄到“只有猫额那样大”。糟糕的是，这“猫额”般局促的空间必然导致扰扰嚷嚷，生存倾轧。景蔚先生的文章说得对：“上海人的斤斤计较、寸土必争的所谓''''小市民习气''''，有不少是为着争夺公用厨房、楼道的一小丁点面积而''''塑造''''出来的。”
何以解忧？惟有努力建设。决策层筹划于上，党组织动员于下，曹杨新村、甘泉新村、宜川新村、武宁新村等等工人住宅区相继拔地而起，即为努力之明证。可惜，计划经济体制下，什么都短缺，哪样都匮乏，此属通病，建材尤其资金岂能例外？工人新村是造过，就是造也不多，杯水车薪，百不居一，实难解渴。“文革”前我在沪西读书，每次前往余姚路棚户区的同学家，小心翼翼穿行于那里宽仅容身，锈铁皮、烂板条遮天蔽日的泥泞弄堂，感触太多。一名品学兼优的同学，工作后谈了个对象，结果是对象第一次上门就告吹。不用怪谁，人家姑娘也说得实在：“迭格房子呒没办法生活。”后来我到报社工作，经常读到倾诉住房艰难的群众来信。记得80年代中期一封读者来信提出：“谁能解决住房老大难，倡议全上海人民为他在外滩树铜像。”此信在报社同仁中获得一片叫好。凡此种种，皆为“住房难”已至极致之明证。
实逼处此，计将安出？唯有体制改革。国力不足，继以民力；计划化难行，商品化介入。遵循邓小平最早提出“要考虑城市建筑住宅、分配房屋的系列政策。城镇居民每个人可以购买房屋，也可以自己盖”，“建房还可以鼓励公私合营或民建公助”的全新路径，上海的房改从八十年代下半叶开始启动。朱镕基来到上海接着干，他也带上人马跑棚户区了，那场面令人震动——“1991年2月12日上午，杨浦区集福里居民飞着热泪奔走相告：''''市领导来啦！来看阿拉棚户区！''''余琴珍老妈妈恍惚中，市长们已经走到她的面前。新社会不兴跪。朱镕基挽起她的手，倪天增扶着她的肩。余妈妈好不容易迸出句囫囵话：''''市长，你们身体好哇？''''一语说罢，涕泗滂沱……''''老妈妈，您别急，我们听您讲。''''万语千言从何说？余老妈妈一家1951年搬进集福里，12平方米的斗室，毛竹梁、油毡顶、无窗。为住房，孩子有家不能探；吃顿年夜饭，坐不开，只好站着吃。老妈妈拉着朱镕基的袖，一边哭一边说：''''天下雨，地上突突冒水，顶上哗哗漏雨，我一个老妈子，在自己家里都要穿雨衣……''''''''老人家您别难过''''，朱镕基紧紧握住余妈妈的手，''''我心里也急，国家有困难，我们一起想办法。''''”(见古天、吉羊报道《情萦棚户》，载《解放日报》)办法，就是改弦易辙，将酝酿已久的“国家、集体、个人都出一点”的住房建设集资草案交付市民讨论。绝大多数市民赞成，新体制于当年5月出台。
改变资源配置模式，扩充了资源基础。从解困工程到租赁房出售、租金提价、公积金制度，到商品房市场、级差地租、公用事业拆迁补偿、引进外资……于是资金、住宅啦，用《共产党宣言》的语言就是“仿佛从地底下突然呼唤出来的”！变化神速，目不暇接，棚户区被成片成片地抹去，市民居住条件普遍改善。但见这些年处处乔迁之喜，搬场车满街跑。上海人均居住面积已然超过16平方米。再也听不到上门作客的外地朋友照例的“上海人住房太可怜”一声叹。
但是勿忘仍有叹息者才好。确有150多万户棚户居民乔迁，大可庆幸；不过请看看那条遗留的棚户“小尾巴”吧，另有居住于二级旧里的近二十万户人家哩，依然困苦。加上上海的人才聚集效应、民工递增需求，新上海人源源而入，眼看价格连年蹿升的住房可望不可即，大量“蜗居”“蚁族”应运而生。旧的矛盾大体解决，新的矛盾却也棘手。不安居无以乐业，又谈何和谐。新产生且愈益加剧的住房难现实，不容视而不见；声声呻吟，阵阵叹息，切忌听而不闻。
又该问：何以解忧，计将安出？“无几时不变之法”，没有轻车熟路。回到政府包揽、福利分房行不通，长期实践证明那不啻是乌托邦，结果是既没有多少住房也谈不上什么福利。单纯市场化也不行，因为它在促成效率的同时导致住房过度差距，造成贫者无立锥之地。政府不能包揽一切，却须为弱势群体支撑住房保障。且须具备足够力度和韧劲，防止最初的房改方案所具备的解困要素于日后执行中遭遇的“挤出现象”于现时再生。还要预防、制约官商勾结下屡见不鲜的“高房价与搞腐败共生”利益链。如此等等，亟待筚路蓝缕，付出心血，调整利益格局，创造新的制度安排。
此刻，俞正声提倡干部观看《蜗居》，恰是要求走进住房困难群体，感同身受。——这就为化解住房难注入思想动力，共产党人理应在群众疾苦面前坐卧不宁、心如汤煮呵！从陈毅起始，每一回上海市主政者带动、鼓动下属察看市民住房难，无不着意于升华公仆的宗旨意识，从而全力以赴，忧其所忧，纾其所困。唯其如此，推进新一轮房改，须从“感受蜗居”再出发。
形势大有希望。国家为遏制房价高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上海还要主动采取更多措施。种种措施，够了吗？尚有要言妙道否？“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也需要迈开双腿到“蜗居”群体中去，在讨教过程中提出解决良方来。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