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军所说的民间性质的“人民调解”，是一种更具预防性的利益调解机制。有利于在矛盾冲突萌芽之时，及时、低成本地进行疏导化解，实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定分止争作用。
目前在我国许多领域，这种“人民调解”、推动“无讼”的民间条件，实际上并不完全具备。一方面，可以担当“人民调解”使命的民间自治组织数量还十分有限;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这些有限的组织往往又徒有其名，既难免浓厚的官方色彩，也很难赢得社会的充分信任、真正“德高望重”。
以常见的城市小区纠纷为例，在当前业主自治能力不高、各地业主委员会普遍形同虚设的情况下，小区住户与开发商、物业管理公司之间的利益纠纷、矛盾冲突，又能指望谁来公正“调解”？再看同样常见的医疗纠纷，势单力孤的患者往往缺乏可以依靠的自治组织，面对高度组织化的医院、官方性质的医学会、卫生行政部门，如果不想“医闹”，除了诉诸司法、“打官司”，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纠纷、争取权利的途径和渠道呢？
就此而言，如今人们之所以易于选择“打官司”，因为很日常的矛盾纠纷便对簿公堂，其实并不是人们多么好讼，不懂得“打官司，既劳民伤财，又伤感情”的简单道理，而实在是迫于无奈——面对利益冲突矛盾，足以信任托付的、民间自治性的化解渠道机制太少了，常常只剩下司法这样一个最后选择。所以，要减少官司，促进基于此的社会和谐，不能仅止于呼吁“尽量不要打官司”、“通过人民调解”，更重要的是，要为“人民调解”的普遍生根，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土壤，推动和引导民间自治、公民社会不断成熟。
楚一民（评论员）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