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7日，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布提前启动外来农民工就业监测及服务，派出工作人员到北京各大火车站等地点，主动问询进京务工人员的就业去向、意向。据统计，去年第四季度北京劳动力市场简单体力劳动人员、治安保卫人员最为“稀缺”。（2月18日《新京报》）
假期没过完，政府职能部门提前上班，未雨绸缪，抓住农民工返京和企业缺工的短暂间歇，积极做好数据统计、劳动力供需对接、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工作。这虽确属人社部门履行本职，但也值得肯定，如果国内各地各部门的官员都能有这样的眼光和动作，不但能贴近民生民意，而且也有助于各类复杂问题的解决。
更让人感兴趣的是，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最大的10个职业，依次是简单体力劳动人员、治安保卫人员、餐厅服务员/厨工、清洁工、营业人员、饭店服务人员等——这些类别职业，几乎没有过高的技术含量；其对应的务工者，也通常并不是北京等大城市翘首以待的优质人才。
《经济参考报》1月26日报道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惟英教授认为，目前北京甚至全国的市场调节机制还不完善，没有足够的能力解决人口过多和资源稀缺之间的矛盾，“这种情况下，通过政府政策控制人口规模，非常必要。”张惟英等专家，鼓吹所谓控制人口而开出的两个通行药方，一是政府利用价格手段，让水、电等基础产品涨价，逼走实则为北京市最紧缺的“简单体力劳动人员”；二是抬高外来人员落户、居住、就业的门槛，毫无疑问，干保安、服务员、清洁工等工作的人，自然就在这个门槛之外。
笔者不清楚，张惟英教授如若看到北京市如今的劳动力供需缺口、结构难题会作何想，是否还会坚持她所谓的“控制论”。但鲜活的数据无疑证明了两点：第一，在这个问题上，专家果真成了“砖家”，其所谓的政策建议并非建立在调查研究、而是臆想之上（张教授五年前就因类似建议招致“众怒”，结果历经五年，没有任何“长进”，话还是那些话，也举不出更翔实、有力的事实依据）；第二，低学历、流动性大、工种技术含量低下的外来务工者，长期被北京等大城市以各种软硬门槛、调控举措限制，结果现在稀缺了、企业需求迫切，连政府工作人员都要亲赴火车站去发挥游说和引导功能，用个或许不太贴切的类比就是“你让我滚，我滚了，你让我回来，对不起，我滚远了”……
事实上，所谓“劳动力市场需求大于供给缺口最大的10个职业”，往往也是相对短缺，因为劳动环境、薪酬待遇、职业前途等因素，大城市本地的失业者、外地户籍大学生不愿意“屈就”。而这些工种也是城市运转、经济发展、社会秩序所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才更显出通常被排斥、被歧视、被视为大城市“不稳定因素”的“简单体力劳动人员”，是多么任劳任怨的为城市、为殚精竭虑发表建议驱赶他们的专家在内的居民服务啊！而眼下的短缺，反衬出城市为他们所做的，实在太少了！
这也就是说，虽然北京市人社局此番派出工作人员“接站”，为务工者提供咨询服务，相比过去及目前其他一些地方，殊为可贵。但是要想真正实现城市各层次、种类人才和劳动力的动态均衡，当地政府仍应拿出更多的资源，为最紧缺、薪酬最低、自我保障能力最差的“简单体力劳动人员”等外来务工者提供低廉租用房、计生服务、子女入学便利，纳入社保、医保和紧急救助体系。唯此，才能让他们更加敬业、更加安心的工作，北京等大城市的面貌也将因公共服务的均衡化、人性化而变得更加美好。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