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好事的门槛与行善者的“沉默权”

2010年01月05日 08:09 来源：红网雷磊

    南京市民刘先生捡到一只钱包。打开一看，里面一分钱也没有，不过有失主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为表清白，刘先生请来4位市民作证，证明他捡到钱包时，里面就没有钱，然后打了110报警。(扬子晚报1月4日报道)

    联想到前段时间，淮安卖豆饼老太周翠兰拾金不昧反而吃了官司，扶起孕妇反被诬陷为撞人的郑先生，以及已经成为“传说”的彭宇。对于这些悲情好人来说，显然刘先生已经相当“老练”，在捡钱包的同时，找到四个人“一同打开钱包”，以防止将来“说不清楚”，遇到“魔鬼”检验之时，也可以有自证清白的依据。

    看到此处，不由得惊呼做好人并不是“良心使然，然后从之”，有时候“两眼一抹黑”的善良，还容易把自己送到了被告席上。现实的教训是，做好事有风险，入行需谨慎。那么，还敢于坚守善行的人，不是善良偏执者，就是“天使”了。这种“天使”，就如刘先生一般，内心阳光，思维细密。

    捡到一个钱包，就可以引发如此“深远”的思考，可以见得做好事已不再是“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式的单纯，而是一个涵盖哲学、社会学、法学等方面的交叉课题。形势发展到今天，行善已然有了门槛，这种门槛包括经验与知识，还有稳定的心理素质。如此善行，既有内心之美，发乎于善心的热；更多的则是现实的冷，一种刺痛之冷。

    可以说，够得上这种门槛的“高尚者”，估计是凤毛麟角。更多人的想法，则是绕过那些可以援手的事情，避免难以预期沾手的麻烦。长此以往，善行之人日少，冷眼旁观日多，人们规避善行带来不利后果的同时，也将行善剔出了自己的日程表。刘先生之所以成了新闻主角，一则是由于他“卓有远见”的行善，再则还在于他认识到“严重后果”后的不改初衷。遗世独立的刘先生，站成了一座光辉的雕塑，其行善路径足可以为当下行善提供新的范式。

    行善要有知识门槛，要有异乎常人的心理素质，得遵循“利人不损己”的最佳范式，归结到一点，行善太累了，可以说是身心疲惫。那么，是什么把做好事的人逼到了这个份上呢？

    大家都知道雷锋的事迹，其品质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做好事不留名”。悄悄地做了，然后离开，这样的模式让人看到了热心、淡泊的感人力量。而现在，或许行善者已经不敢奢求“做好事”的美誉，他们更在乎如何保全自己，能否“不留名”悄悄走开。或者更进一步说，做好事的人有没有沉默的权力？

    做了好事，保持沉默，可以潇洒地走开，可以不再接受那么多重的考验。成本降下来了，于是行善者才会“身心轻松”地走在做好事的阳光大道上。但我们看到的却是，慈善行为常被认作“博取名利”；助人的彭宇，拾钱“豆饼老太”，扶起孕妇的郑先生，最后都成被告，挣扎不已。这一切，都源于行善者丧失了沉默的权力，而需要自己寻找证据以示清白。

    怀疑是简单的，洗清“泼在身上的污渍”却是一件颇费心思的事情。在这些案件中，失主或者作为怀疑者非常轻松，而行善者却被抵到了墙角。最关键的是，负有举证责任的控告者或者执法机关却在怀疑的过程中超脱了，行善者还不得不自己救济自己。这种举证责任颠倒，才是“豆饼老太”拾金不昧反被告时的委屈，她没有沉默的权力。

    所以，刘先生之举不过是无奈下的生存智慧。如果，没有行善者的沉默权，“彭宇式困境”就会是一幕常演不衰的“道德法律剧”，而社会的爱心也将在冷漠中消散。因为，这已经不是那个“做好事不留名”的时代了。

（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