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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至今已经九十年了。
笔者在发掘整理戈公振先生时评时，发现在当年的五四运动中，有着戈公振先生年轻的身影和声音。戈公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手持时评特殊武器，积极投身运动，尽显爱国报人的智慧和情操。
戈公振(1890─1935)，江苏东台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我国早期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新闻史学家。他的成名巨著《新闻学撮要》《中国报学史》《新闻学》，是中国新闻学和新闻史学的开山之作。
1914—1925年，戈公在上海《时报》从业，负责编辑本埠新闻并撰写时评。其时《时报》每天两大张四大版，三个新闻版，一个副刊版。三个新闻版上分别有三个“时评”专栏。“时评一”作者“冷”，即陈景寒；“时评二”作者“笑”，即包天笑；“时评三”1914年无署名，1915年1月1日起署名“公振”。此后“时评三”一直是公振专栏，直至1920年元月戈公作一版的国际周评为止。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日等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中国军阀政府迫于民众的要求，向和会提出帝国主义国家放弃在华特权，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被日本夺去的权利等要求，遭各帝国主义国家拒绝后，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举国愤怒。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等13所高校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举行示威游行，并往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递交抗议书。
游行队伍在日本使馆遇阻后，绕道往曹汝霖住处赵家楼进发。游行队伍到达曹家时，曹汝霖躲了，在曹家的章宗祥被打后逃走，愤怒的学生捣毁并点火烧了曹家。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了30多名学生。北京学生立即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消息传出，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各地学生纷纷游行集会，声援北京学生。
5月7日，上海大学生、商帮、团体二万多人，在上海县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以四点意见通电全国。会后集体游行，专赴南北议和会议处递交声明，要求释放学生，严惩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南北议和会议选址上海，是上海为全国的和平作出的努力。1918年代总统冯国璋任期到期，总理段琪瑞下野后，南方军队组成军政府，代理总统；北方国会推徐世昌为总统，钱能训代总理，得到外国的承认。徐世昌在双十节宣誓就任后，借欧战讲和之机，通电南方讲和。12月28日组成全国和平联合会。1919年2月20日，南北总代表应上海各界的呼吁，借上海旧德国总会为会场，协商和平。会间南方代表指责陕西仍在内战，北方代表致电总统，吁请陕西停战。徐政府虽下令停战，但陕西未停，和议搁浅。经江苏代表倡议，上海53个公团催促，4月9日重开和议。五四运动兴起，上海游行队伍就到会议处递交声明，提出正义的要求。
6月3日、4日，军阀政府又逮捕了近千名北京学生，全国人民更加愤怒。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九江及山东、安徽等地工人，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罢工。上海和全国各地的商人也举行了罢市。这样，五四运动开始时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发展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
戈公振先生积极投身于这场波及全国的反帝爱国运动，奋笔疾书，连续写出41篇时评，为上海爱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超出报人职责的贡献。
放眼全国大局，立足上海斗争，随着运动的发展和深入，不断结合事态，总结经验，写出评论，抨击卖国政府和卖国官员，鼓舞学、商、工各界罢课罢市罢工，启发市民觉悟，动员民众奋起，引导斗争深入，支持爱国运动。
随着形势的发展，运动的中心逐渐由北京移到上海。
5月6日，上海召开国民大会，戈公当天就发表评论：“人之助我，不如我之自助。而自助之法，笔后必继之以实力”，“我国民已彻底觉悟否，请于今日之国民大会鉴之。”第二天，即在《国民大会感言》中称赞：“上海之集会未有昨日之人多者，国人渐知注意国事，国民之进步也”；并进一步引导说：“国民为政府后盾，岂开会所能毕事耶”，引导读者纵深思考。
5月9日，上海商界罢市。戈公称赞：“商人休业，于营业大有损失，而毅然为之不顾者，爱国之心切”、“关心国事，实商人之进步也。”
5月12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戈公为之呼吁：“国之不存，学于何有？”“国岂学生所独有，愿各界共起而讨之”。
5月15日，京津学生代表团至沪，与上海学界一起向民众宣传演讲。戈公发表时评支持，诚恳指出：“勿仅注意于开会游行，而致力于后之切实办法也。”
5月26日，上海中学生也罢课请愿，戈公严肃指出：“政府对于所要求，竟无切实办法，则是蔑视舆论，安知踵学生而起者，不大有人在耶。”
5月30日，针对社会上不关心国事的冷漠现象，戈公发出《哀莫大于心死》的愤懑，批评“各界非特不为之后援，直无所动于中”，指出“社会蔽固已极”，发出“中国者，学生之中国”的慨叹。
6月初，上海工人罢工。戈公先后写出《告工界领袖》、《敬告工人》等时评，表示支持和关心，特别指出要关心工人生活，“资助其日用”；并发表《坚持到底》，要求政府“朝去曹陆章”。6月9日更是明确论道：“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而政府皆不理，其蔑弃舆论，显然可见......必至众叛亲离而后始谓有体面乎？”指出“压制愈烈，反抗愈烈”，呼吁各界要“坚持到底”。
6月10日，北京军阀政府被迫释放全体被捕学生，撤消了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电讯传至上海，6月12日，戈公及时作评；“曹陆章明令免职，不可谓非罢课罢市促成，尚未达到救国之目的”，“乘此民气发扬之时，善为利用，则中国之前途未可量也。”
6月28日，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这次运动，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为中国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准备了条件。
戈公振先生的五四时评，既是记载上海“五四”、“六三”爱国运动的历史画卷，又是支持运动深入的科学智囊和精神后盾，不啻是帮助各界处理各种矛盾，取得斗争胜利的传单和檄文。
以敏锐的“新闻鼻”，进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将当时社会上通称的“五四风潮”，名之为“五四运动”。
6月20日，他在《养气》一文“学生五四运动，舍政府之三数人外，已得全国之赞同”一语中，使用了“五四运动”提法，并在其后的时评中，多次出现。在爱国运动的高潮中，即时将“五四学生风潮”名之为“运动”，足以表现出戈公思想的进步。因未遍考当时报刊，尚不知“五四运动”提法的首作庸者；但戈公自发称为“五四运动”的时评实践，不论是首倡还是拥趸抑或沿用，都是对五四运动的肯定和贡献。
用寓意明显的时评语言，将公众的眼光从现象引向本质，从事件引向根源，从爱国情绪引向对军阀政权的看法与选择，勇敢地释放时评的张力，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为社会的进步提供智慧。
6月9日的时评，他对当局提出当心“众叛亲离”的警告。
6月26日，著文《取消新国会》，对上海各界声讨国会并要求取消国会的通电，表示支持：“年来国内扰攘，质言之，国会问题为厉之阶，溯自新国会成立以来，其所为几无一可以惬人意，近且贪得无厌，置国家存亡无不顾，今沪上团体宣告取消国会，实为根本解决之办法”，将对各界群众革命主张的支持，公诸于报端，实是一种大无畏的气概。
6月28日巴黎和会签字仪式当天，因不了解中国在巴黎签字与否，戈公在上海的时评中又指出，如若政府签字，“国民对于违反民意之政府，当具若何之态度也”，引导人们向更深的要害处思考。可见戈公对当时的国会和政府已经失望，希望并支持民众重新选择。尽管取消一个国会并不影响军阀政府的性质和统治，但戈公思想的深度，为社会进步提供智慧的超前思维，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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