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发布的官方信息中，都有如此明显的歧视倾向，公众自然有理由怀疑掌握着权力的执法者，能不能平等地对待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同群体：上海的或外地的、乘车的或乞讨的、坐公车的或拉板车的……而只要这种疑虑存在，公众对公权便不能放心。
近日一条消息称，上海公安局发布乞讨排行榜，对乞丐进行“示众”。按照该“排行榜”统计，文盲且身有残疾的22岁青年何某名列“榜首”，在地铁中合计乞讨309次；88岁的陈老太位列第二，乞讨302次。
而据上海当地《新民晚报》报道，上述排行榜出自上海轨道交通公交总队徐家汇站治安派出所的官方微博“轨交警花”，其目的则是为了配合从8月初开始试点实行的“微信举报轨交行乞”。警方承诺，收到微信5分钟内，民警就会赶到相应车厢处置。
稍有大城市生活经验的人都不难想象，上海警方的上述举措，有着不能无视的民意基础，即每天依靠地铁正常出行的普通乘客与那些近乎专业的地铁乞讨者之间，有着显在甚至尖锐的利益冲突。除了常规的乞讨手段可能给普通乘客造成的不适，如果遇到强讨、缠讨，则可能给被纠缠者造成更大的困扰。为此，乘客必然要求公交公安部门对地铁乞讨现象进行治理，这些要求也会对公交公安部门造成一定压力。警方承诺收到微信5分钟内，民警就会赶到相应车厢，也是对这种民意诉求的回应。
然而，尽管来自普通乘客的民意诉求是客观存在，积极回应也是公安机关应尽的义务。但在回应、顺应普通乘客的“主流”民意时，如何看待和对待居于边缘地位的乞丐，如何在调解、处置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时，平等尊重各方的人格尊严和合法权利，却是对公权的极大考验。“乞丐排行榜”之所以在第一时间受到舆论近乎本能的激烈批评，就在于它准确地戳到了社会良知的“痛点”。
尽管该排行榜以“轨交警花”的名义发布，似乎蒙上了一层温和的面纱，但还是掩不住以“主流”人群的守护者自居，而将乞讨者视为另类、异己的立场。尤其是，至少在对排行榜前三名的介绍中，都没忘明确标示他们的外来者身份。尽管这种标示看似客观的陈述，但敏感的人都会意识到这种客观表象下所可能传达出的含义。而这种对边缘人群的歧视无论隐藏得多深，都和社会文明的主流相抵牾，也与公权应该具备的中立立场相违背。
应该承认，上海公交警方以往对乞丐的处置并不暴戾。因在警方那里留下300多次行乞记录而登榜首的何某和陈老太，依然还能继续在地铁的同一站点行乞，亦反证警方在行为上并没有对他们采取过激措施。而据《新民晚报》的报道，很多常年定点乞讨的职业乞丐，也和何某及陈老太一样，早已成为徐家汇站综合执法站的常客，虽然多次被查处、教育，但仍然可以继续其乞讨生涯。可见，至少在行为上，徐家汇站派出所没有明显侵害乞讨者的权益，也必将严格地恪守着公权的边界。
在这样的背景下，因一条微博而对徐家汇站派出所提出严厉批评，似乎有些苛责。但舆论的敏感亦有着充分的道理：公开发布的官方信息中，都有如此明显的歧视倾向，公众自然有理由怀疑掌握着权力的执法者，能不能平等地对待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同群体：上海的或外地的、乘车的或乞讨的、坐公车的或拉板车的……而只要这种疑虑存在，公众对公权便不能放心。
不同群体之间，随时可能出现利益冲突，而当公权不得不介入这些冲突时，其最要恪守的原则，就是客观、平等、中立。因为公权掌握着现代法治社会中最强大的力量，公权不中立，则必有某个群体的权利被践踏；公权不公平，社会便无公平可言。
（责任编辑：李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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