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王培军的死，当地有关部门不应该袖手旁观。一方面应对其家人作出必要的抚恤，一方面还应该追究索赔者一方所应承担的客观责任。但更重要而紧迫的，是建立起适合现实需要的民事调解制度，为社会矛盾提供解决途径，为底层群众提供行政救济资源。
据媒体报道，湖南湘潭市雨湖区48岁的鱼贩子王培军，出于好心扶起了被他人蹭倒的老太太，事后遭遇老太太家人的连环索赔，金额从6500元一路飙升到20万元。王培军无法承受巨额索赔所带来的精神压力，遂服用农药自杀。王培军的悲剧被披露之后，在网上引起了巨大反响，海量评论中不乏激愤之辞。人们不但谴责老太太一家的蛮横无理，更是哀叹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道德的沦陷。不难预料，鱼贩王培军服毒事件将成为社会反思的又一典型案例。
依据现有的新闻材料，还很难判断王培军是不是做好事反被冤枉。在缺乏多方材料印证的情况下，王培军在蹭倒老太太事件中应承担何种责任，以及老太太家人是否存在恶意索赔情节，都很难下一个定论。但是，无论事情真相究竟偏向于哪一方，抑或真相由于证据的缺失而无从追寻，王培军的悲剧结局却是无法改变的。作为底层社会的一员，王培军在遭遇并不严重的变故时所承受的沉重精神负担，以及其面对风险所暴露的脆弱性，其实都是值得整个社会深思的。
有人认为，王培军因无力应付索赔而自杀，反映了这类群体的法律素养“不够丰满”，不懂得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这样的说法当然很正确。但是，这种论点的“痛脚”也是显而易见的。不了解法律、不善于运用法律，是底层群体的共同特点，像王培军那样的鱼贩子，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跟法庭打过交道，这样的社会现实在短期内不可能有所改观。以法律维权对于王培军这样的人来说，多少有点望梅止渴的意味。即使王培军得到了高人指点、把官司打到了法庭，但由于现场证据的缺乏以及庭外因素的干扰，王培军究竟能得到什么样的公道，也很难作出乐观的预判。王培军遭遇的困境，显然不是现有的司法体系所能够主动疏解的。
王培军和老太太家人在商定赔偿金额的过程中，曾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当地派出所。双方约定的“一次性”解决方案，也得到了派出所副所长的签字。按理说，有了公安机关的居中调停，双方的民事纠纷本该到此为止。遗憾的是，当老太太家人拒绝承认协定的约束力的时候，派出所的调解功能却忽然停摆了，一切都回到了“江湖法则”。据目击者称，曾有三个光头男子找到王培军，要求当天赔偿20万元，否则就“要他的命”。或许正是这种带有犯罪性质的恐吓，最终让王培军走上了绝路。
民事调解，是王培军这类弱势群体所可能拥有的最佳救济渠道。王培军鱼摊所在的菜市场，恰恰也是民事纠纷多发的场所。由轻微碰撞所引起的摔倒事故，也刚好适合以民事调解的方式解决。但是，在王培军所面临的索赔纠纷中，以派出所为主体的人民调解制度虽然发挥了一定作用，却没有成功解决难题。很显然，当地并没有建立起一种完善的调解制度。更重要的是，当民事纠纷演变成一定程度的暴力恐吓时，调解制度没有显现其应有的权威和效力，弱势者因此变得更加弱势。法律缺席的地方，丛林法则赫然登场，最终的结果几乎是不难想象的。
公民道德的养成和社会风气的好转，不能仅仅依靠事先的规则宣讲和事后的舆论挞伐。主动而有力的民事调解机制，公正而令人信服的司法判例，在道德建设中都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王培军的悲剧，不仅揭示出因果报应这类旧有伦理的解体，也暴露出新的道德规则和斡旋机制的羸弱。对王培军的死，当地有关部门不应该袖手旁观。一方面应对其家人作出必要的抚恤，一方面还应该追究索赔者一方所应承担的客观责任。但更重要而紧迫的，是建立起适合现实需要的民事调解制度，为社会矛盾提供解决途径，为底层群众提供行政救济资源。也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更多悲剧的上演。（蔡方华）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