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奥运会上出现羽毛球“让球门”，三国四对八名涉事运动员被取消比赛资格。此事引起极大反响，见仁见智，众说纷纭。其中最为集中的矛头指向了羽球新赛制。《纽约时报》的说法颇具代表性：国际羽联和伦敦奥组委作出了史上最严厉的一次处罚。但国际羽联没有想过，出现这样的情况其实是由国际羽联的赛制漏洞造成的。“由于中国队的绝对优势，他们当然希望尽量避开本国选手，而其他选手又想尽量避免遭遇中国队。国际羽联的规则给这种投机取巧制造了机会。”
这使我联想起邓小平当年充满哲理和睿智的话语：“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在论及毛泽东晚年错误问题时，邓小平又进一步阐发了“好制度”“坏制度”的思想。他指出：“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
入木三分，一语中的！政治生活、经济范畴、社会活动中如此，体育比赛能不如此？
比如，在游泳比赛中，抢跳被称为“出发犯规”。按照国际泳联的规定，每位选手在比赛中只要一次“出发犯规”，就将被取消参赛资格。所以在“严刑”面前，选手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起跳时格外小心，以致观众注意到名将菲尔普斯的一个细节：每次上场，他都会用毛巾擦一下起跳器，生怕因为湿滑而“被抢跳”。这就是赛制的威力。
不过，在田径场上，尽管也实行“零抢跑”，但抢跑现象却屡见不鲜，和游泳比赛形成了鲜明对比。去年3月的国际田联钻石联赛纽约站，在百米飞人大战中，包括北京奥运会亚军汤普森在内的3名选手，全部因为抢跑而被罚下。何以同样的赛制，结果却并不相同？原来，游泳项目自上世纪90年代起实行抢跳“零容忍”，十余年来，这个规定已深入运动员的骨髓，游泳选手从开始训练的那天起，就专门培养自己的出发稳定性，“不抢跳”成了一种习惯。而田径比赛多年来一直采用第二次抢跑的运动员被罚下的规则，从2010年3月多哈室内田径世锦赛起才开始实行“零抢跑”，时间还不长，习惯未养成。
可见，制度犹如无形的“指挥棒”、“红绿灯”，规范人的行为，驯化和养成人的习惯，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左右着人的言行举止。当然，与政治制度相比，体育比赛上的各种赛制无关宏观，无涉大局，但对于体育项目和比赛本身，对参赛的运动员而言，却是一部“清规戒律”，一个“紧箍咒”，因此，赛制的出台、改变，对参赛选手是“性命交关”的事，对赛事也是“牵一发动全身”，故须慎之又慎，充分评估其被执行后可能会出现的各种正效应、负效应，绝不可草率从事。
新的羽毛球赛制的执行始于伦敦奥运会，由原来的单淘汰方式，改为先小组循环赛再淘汰赛，其初衷是为吸引更多观众。但有识之士早就预判，认为新赛制有漏洞，将带来麻烦。事实果然如此，“让球门”便是其直接后果。英国《金融时报》8月2日的评论称，在体育界，运动员为了最终获胜而在某个阶段不尽力是司空见惯的。游泳和田径选手可能放慢自己的节奏。网球明星在比分落后时可能放弃一局，以节省体力。参加锦标赛的运动队都明白，他们在最初几个回合的成绩，将决定他们在下一轮比赛中与哪一个队相遇。事实上，体育爱好者们常常看到运动员故意“放水”。既然如此，“让球门”的选手何错之有？
在此且不论谁应该为之担责，制度一旦建立，就应具权威性，得到刚性执行，违反者就须受罚。“让球门”的教训，相关的选手们自会反思汲取，但对制度的订立者来说，无疑更是一个沉重的忠告。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