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深圳拟开全国先河，对市民文明行为规范立法。届时，社会服务令、降低信用等级、刊登道歉声明等新手段将列入处罚种类，并限制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在降低社会信用等级的措施中，则包含不得担任公务员、不得担任教师、在申请积分入户中减分等8种方式。
相关人士指出：“这将是深圳市获得特区立法权以来，涉及面最广、难度最大的一次立法。”争议在所难免。有句话叫：“道德的归道德，法律的归法律。”对社会不文明行为，过去除了道德谴责外，别无他法。但负面结果是，不文明行为没有束缚，自然会信马由缰。比如，很多人认为，乱扔垃圾或随口吐痰怎么了？又没犯法。而深圳的这项法律一旦实行，则意味着这些人可能要去从事公益劳动。
围绕是否为“文明”立法，从来就争议不断。比如，《郑州市城市公共交通条例（草案）》中曾规定，乘客不主动让位的，驾驶员、售票员有权劝阻和制止，对于拒不改正者，可以拒绝其乘坐。不履行义务者，市政主管部门还可处以50元罚款。引发舆论哗然后，在条例二审中将罚款等规定去掉了。又如，正在修订和审议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草案中，围绕“子女应常回家看看”是否适宜入法，同样引发舆论热议。
没错，道德和法律不可混为一谈。但也应看到，现代社会中，法律维护道德和社会风气的作用极为明显。康德说过：“伦理学从法理学或权利的科学中，采纳那些适合它的法则和义务，伦理的许多命令正是通过这种办法建立起来的。”
新加坡的居民道德素质和整体社会风尚很好，和其严厉的文明立法密切相关：随地吐痰，不仅要被处以数百甚至上千新元的罚款，而且要被强制劳动，甚至在电视上曝光。乱丢垃圾“再犯”的，除罚款外还要穿上特制背心到公共场所强制做清洁劳动。地铁内严禁吃喝，初犯者罚款30新元，一旦被控上法庭，重犯者可被罚最高500新元。
事实证明，在一些法制意识淡薄的人失去道德自律，制度又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价值混乱、精神空虚、社会秩序混乱等现象，这时仅靠温柔的、软性的道德劝说和宣传教育来改造改良社会风尚，效果恐怕打折。以相对严厉的立法来促进道德建设，让不文明者有所顾忌，进而自我约束、杜绝不文明行为，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需注意的是，为“文明”立法也有边界。一般说来，法律主要在公共领域内发挥作用，它的实施以不侵犯私人领域为前提。同样，为“文明”立法也必须恪守这个边界。比如，随地吐痰虽然只是个人陋习，但是，在公共场合吐痰不仅污染了公共空间，而且还可能传播病菌，自然也就成了一个公共问题。而不给老弱病残孕让座，则并未涉及明显的公共利益，也没有明显损害别人利益，因此是否对此进行处罚，就值得讨论一番。
还要看到，所谓文明行为并非都是“不随地吐痰”等普适性的行为准则，在不同社会群体中往往有不同的规范要求。某些所谓不文明行为，例如在深圳民调中被认为“最普遍的十大不文明行为”之首的占道摆卖，很多时候正是小摊贩的谋生手段，深究下去，可能是城市公共服务并没有为其提供文明的谋生环境。
因此，为“文明”立法要慎之又慎，应在划定和确保“道德底线”的前提下，包容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形成社会文明共进的格局。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