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刘尚希认为，从13亿人口这个整体来观察，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需要权衡的问题将会使税制变得相当复杂，特别是劳动力、人口和家庭的流动，会使成本高到难以实施的地步，所以“我国按家庭计征个税不可行”。（7月22日《北京晨报》）
近年来，舆论呼吁我国个税制度改革，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之所以如此，一是从理论上看，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可以有效地弥合第一次收入分配的差距，更好地促进社会公平，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二是从现实看，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已为国外多数国家采纳，并且历史悠久，英国从1798年开始有200多年了，美国从1913年开始差不多百年了，和我们类似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印度，1961年开始，也有超过50年的历史了，成熟的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参考。
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在我国目前确实有着现实的困难，比如流动人口超过2亿，出现了“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空巢老人”、“夫妻分离”等大量跨越时空的家庭结构，还有法治环境不佳，主动报税意识不强，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很不健全，税务部门核定难度大等等。然而这些困难，并不能成为按家庭计征个税真的不可行的理由。这些困难在实行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的国家，也曾经出现过，为什么国外200多年前就能做到的事情，我们现在还做不了呢？
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作为一种目前世界各国公认的最优选择，基于我国的国情，即使有困难，也应该克服困难逐步完善实施。从技术手段上，似乎也没有那么困难，只是在保持目前征收起征点、代扣代缴的基础上，多了一道程序而已，就是年终的家庭申报，根据申报家庭所申报的家庭详细情况，该减免的减免掉，该补交的补交，重新核算应缴额，实行“多退少补”就可以了。
实行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税务部门的工作重点将从征税转为核查，于是真正的担心就出现了，一是现有的税务部门人力够不够，征税成本会不会太高；二是税务腐败如何预防。第一个问题，目前，中国有100万税务干部，美国只有10万税务官，中国平均每人管理30个纳税人，美国平均每人管理1352个纳税人，是中国的45倍；中国征税成本约占税收总额的5-6%，而美国征税费用占税收总额的比例为0.58%（《中国经济网》2010年3月29日），完全可以内部挖潜来解决。第二个问题，解决税务腐败问题，只能依靠法律，除了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之外，发现一起处理一起就是最好的办法。
实际上，目前中国按家庭来征收累进个税，最大的现实问题，一是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实行电子清算，一些隐性收入无法统计，可能导致实际上的逃税行为；二是由于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滞后，使得户口薄所反映的家庭结构与实际的家庭结构不一致。问题在改革中产生，也只有通过改革来解决。目前，究竟是谁最不愿意完全电子清算，实现财产的完全透明化？是谁在阻碍户籍制度的改革？是普通的工薪阶层，还是利益既得阶层？说穿了，“我国按家庭计征个税不可行”，背后还是利益既得思维在作怪。
现在，有一种论调说“与其针对一个个家庭去解决税负公平问题，倒不如从整体上实行低税负、宽税基，以及简单、透明的税制，利用获得的税收收入再去补低，从而实现整体的社会公平。”这种说法，看似很有道理，但“针对一个个家庭的税负公平”是看得见的，感受得到的；而“整体的社会公平”往往容易让公众陷入无感状态，成为了“被”公平。实际上，“针对一个个家庭的税负公平”与“整体的社会公平”并不矛盾，一个个家庭的税负公平是整体社会公平的基础，没有一个个家庭的税负公平，除非有从出生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保障，公众可能永远不会感到真正的公平。
（责任编辑：年巍）
